“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军变揭秘

显初

       抗战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激进的青年军官，秘密组建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以下简称“青年将校团”)，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是王凤起。

　　王凤起，辽宁昌图人，曾经由东北陆军学校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再考入黄埔军校第10期。1939年，王凤起从抗战前线考入设在陪都重庆的中央陆军大学第17期深造。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音，与四川人陈蕴山、湖南人曹泽衡、贵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岳结成了“反蒋六兄弟”。

　　在中央陆军大学，他们发现不少人对蒋介石政权非常失望，对历史上日本和德国少壮派军人用武装政变的方式改变现状的做法非常赞赏，于是几个人酝酿，秘密成立了“青年将校团”，并很快在“陆大”同学中发展了两三百人。　　

　　请陈诚出山 　　

　　“青年将校团”认为，改朝换代要想成功，非得有一个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陈诚。在他们看来，陈诚既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被蒋介石一直视为党国长城，在国民党政权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思想比较新锐，曾在陆军大学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腐败，痛斥亲日派，可以信赖。

　　1941年冬，王凤起受众人委托，秘密拜见陈诚。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正由驻地湖北恩施来渝公干，下榻重庆的湖北银行。陈诚认真仔细地听取了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准备举事的想法和请他出山举旗的恳求。他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听完后只是淡淡一笑：“你们忧国忧民，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责任心殊堪赞誉。”话说到此，戛然而止。最后陈诚紧握住王凤起的手说：“你们中的骨干。既然都是'陆大’在校同学，我就择日在湖北银行设宴招待你们。同大家见见面吧!”

　　从此，陈诚对王凤起另眼相看。王凤起“陆大”毕业后，被陈诚指名要到第六战区，任他的侍从机要参谋。接着，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王风起又随他到了云南楚雄，旋即升任少将作战科长。此时，“青年将校团”中的核心人物也都从“陆大”毕业并进入各部队任要职：胡翔当了云南第8军军部上校副参谋长：梅含章去西安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任装甲团上校副团长：傅岳当上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营上校营长：陈蕴山设法留在重庆，任陪都宪兵司令部作战科上校科长；曹泽衡也去了云南，任第11集团军副参谋长。

　　到1943年，“青年将校团”在国民党各大战区、各军兵种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并逐步形成了一张组织严密的网，他们制定了完备的政变夺权纲领、计划，加紧备战。伺机待发。此时，为掩人耳目，陈诚对“青年将校团”佯装不知，只是暗嘱他的副参谋长刘云翰对王凤起予以特别关注，　　

　　主谋者被秘密逮捕 　　

　　为了创建政变指挥部，征得陈诚同意，经过“青年将校团”一班人积极争取，1943年10月，王凤起被国防部调到重庆，任陪都卫戍司令部少将作战科长。在办理调动手续过程中，王凤起收到了陈蕴山从重庆送来的密信，说局势瞬息万变，催他赶快去重庆。他因不能马上赴渝，便托即将赴渝的“青年将校团”成员、上校参谋徐文山将他写给陈蕴山的密信带到重庆。他在信中对陈蕴山发出三条指令：一是抓紧时间拟定举事之时需要逮捕的人员名单：二是立即物色并组织政变突击队；三是等他到了重庆，即日发动政变。

　　徐文山乘坐一辆美国军用卡车离开楚雄，准备到昆明再转乘飞机去重庆。中午，他们在路边停车吃饭，偶然遇到了他们部队一个姓童的参谋。吃完饭，童参谋盛情邀请徐文山上他的吉普车去昆明。没想到，这一来就出了岔子!临近天黑时，公路前方出现一道检查站，他们的吉普车被迫停下来接受检查。军统特务从徐文山身上搜出了王凤起写给陈蕴山的密信，立即向重庆的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大惊，连夜驱车去上清寺委员长官邸报告这一惊天大案。蒋介石极为震怒，立即下达手谕，命令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将校团”骨干秘密逮捕，解押重庆，由戴笠直接审讯。

　　几乎与此同时，陈诚就得知消息，心中一惊，额上渗出冷汗来。他对副参谋长刘云翰等亲信说：“我们要争取主动，立即逮捕王凤起，等候押解重庆。我这就连夜飞赴重庆，去澄清事实。不然的话，我又该挨戴笠的黑整了!”

　　王凤起被捕的当晚，陈诚派副参谋长刘云翰前去看他：“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你们暗中还有这样一个组织。”王凤起连连点头。刘云翰向他交底说：“陈长官待你们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条汉子，因此才将你要到身边委以重任，快速提升。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啊!”

　　“请副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承担。”

　　刘云翰接着安慰王凤起说：“你们的案子惊动了委员长，并交由心狠手辣的戴笠审理。军统局来了人，负责押你明天一早去重庆，你可能会吃些苦头，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不过，陈长官不会不管你们的，一定会找机会搭救你们!”

　　第二天晚上，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

　　“你们都是校长的学生，是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军官。其实，你们这个'青年将校团，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意还是好的。请你来，是要你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发起人是谁?最终动机是什么?是谁掌握这个组织?该不至于是你王凤起吧?你没有这样大的能力!”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他人无关。

　　至于最终动机是什么，王凤起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青年将校团’的缘起，在于我们对时局忧心如焚。我党上层，在抗日问题上表现得畏首畏尾。亲日派猖獗……犹如是混进了好大一片歪脖子的树木。我们'青年将校团’就是要砍掉这批歪脖子树，最终来一个'清君侧’，促成最高统帅部积极抗日，建立起一个众望所归的新中国。”

　　戴笠听得不耐烦了，喝了一声：“说具体些!你们要'清’些什么人?”

　　“当然主要是清亲日派。”王凤起回答道。

　　戴笠知道，王凤起所说的“亲日派”，就是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他在最高会议上坚决反对对日开战，这确是事实，也就不再说什么。可他想了想，又诡秘地问王凤起：“你们都是校长的学生，既然你们认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好，为何不直接向校长报告?”

　　王风起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解释道：“前年某日，我曾专门去陪都，找到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希望通过他见到委座，向委座面呈一切，可惜石沉大海。下情既难上达，迫不得已，只好先造成既成事实。”

　　“那么，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王凤起也不隐瞒，把密信中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审讯从晚上8时一直进行到凌晨3

时才结束。与此同时，胡翔等5人在各地相继被捕。接下来，戴笠秘密地将在册的“青年将校团”军官300多人一网打尽。此事被共产党的记者获悉，重庆《新华日报》很快报道了“有爱国青年将官们因反对内敌而被捕关押”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大哗。

　　在逮捕胡翔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胡翔所在的第8军，驻扎在滇缅抗日前线，军长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接到蒋介石秘捕胡翔的手谕后。不知是念及与胡翔贵州老乡关系，还是别的原因，在军部向胡翔询问整个事情的缘由时，还出示了蒋介石的手谕，并加以宽慰，最后才交军法处扣押，很是客气。三天后，军统特派员李家杰前来解押胡翔。临别时，何绍周和他的副军长李弥特为胡翔设宴饯行。席间，何绍周对李家杰说：“事情经过我不清楚，但在我看来问题也不大。既然委座要人，我不能不交给你带去。但你一定要对他多加照顾，大家今后还会见面的!” 　　

　　无罪释放 　　

　　被关进白公馆的王凤起等6名“青年将校团”核心人物，虽是蒋介石指名讯办的“钦犯”，但因有陈诚等暗中斡旋，在狱中成为受到优待的“特别休养人”，有相当的自由。

　　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急需军事人才，加上陈诚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做出批示，宣布在白公馆关押近4年的王凤起等6人“无罪释放，由国防部分派工作”。3月28日，王凤起等人回到了南京，在国防部报到。

　　“青年将校团”虽然被蒋介石瓦解了，但其中坚力量更加成熟了。王凤起趁当时东北局势混乱之机，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老家沈阳，通过妻子富平的老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阎宝航、高崇民的关系，秘密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请求任务。党组织让他们夫妇再次潜入沈阳，留在国民党内部，争取沈阳和平解放。王凤起很快找到同乡兼陆大校友、时任沈阳第二守备部队少将总队长的秦祥征，被推荐担任了该部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富平利用丈夫的身份作掩护，对守城的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1948年5月，国民党守城主力部队新1军新53师师长许赓阳答应起义，听从王凤起调配。当时王凤起手中掌握的兵力有1.3万人之多。夫妇俩的策反活动被沈阳防守司令周福成发现。10月29日，周福成将秦祥征叫去大骂，下令秦祥征即刻回去，将王凤起抓起来枪毙。秦祥征和王凤起早已结为反蒋同盟。他们先下手为强。火速与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联系，提前宣布起义。10月30日，他们派兵前去扣押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但迟了一步，卫立煌已飞离了沈阳。11月2日，沈阳解放。解放后，王凤起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参事。

　　梅含章被派到江阴要塞任守备部队队长，后升任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同要塞工兵营长唐秉煜、炮台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等一起，成功举行了江阴要塞起义，逮捕要塞司令戴戎光，让解放军渡江部队在20分钟内就拿下了江阴要塞。解放后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

　　陈蕴山回到家乡四川冕宁，利用自己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对地方武装进行策反，不幸被不明真相的同志抓起来被误杀，后来得以平反。

　　曹泽衡在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42补给区参谋长，后率部起义，转业回到湖南老家。胡翔、傅岳起义后，分别在重庆、南京从事黄埔同学会和军事教学工作。

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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