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烈：从安源煤矿走出的红色警卫将军

显初

           吴烈，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队长到中央警备团团长，从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从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到北京军区副政委、顾问，吴烈将军从事了半个世纪的红色警卫工作，被人们称为“红色警卫将军”。
        　　从安源煤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15年10月20日，吴烈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县南门外丹江吴家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那年，村里流行瘟疫，家中亲人相继染病身亡，只剩下父亲、二哥和吴烈3人相依为命，有时几天都揭不开锅。为了生存，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安源煤矿谋生。1924年，年仅9岁的吴烈在安源煤矿当上了童工，跟着电气锅炉处的师傅学习锅炉修理。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加入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先后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护厂斗争等革命活动。
　　1930年5月，15岁的吴烈在安源新街茶亭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六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一连的战士。他战斗勇敢，参军不久就当上了班长。在攻打文家市的一次战斗中，吴烈右腿被敌手榴弹炸伤，他咬紧牙关，忍受疼痛，用绷带简单包扎后继续追歼国民党军残兵。战后，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红七师第十九团一连排长。一天中午，连长和政委把吴烈叫到连部，告诉他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决定从每个连队选调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战斗骨干，组建总前委特务队，担负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安全警卫任务，连队认为吴烈出身好，政治合格，作战勇敢，决定选调他去特务队任排长。吴烈听后，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决定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特务队组建后，总前委首长非常关心这支队伍建设，经常到特务队询问情况。一次，毛泽东、朱德到队里看望大家。毛泽东穿一身补了补丁的粗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脚穿旧布鞋；朱德穿着破旧灰军衣，打着绑腿，脚穿草鞋。战士们看到威震敌胆的红军领袖如此简朴，感到非常亲切。毛泽东问吴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参加革命前干什么，吴烈逐一进行回答。当吴烈讲到参加红军前在安源煤矿当学徒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萍乡、安源我去过多次，那里工人生活很苦，阶级觉悟很高，罢工运动对全国影响很大。最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参加了革命，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直到革命胜利。吴烈听后，很受感动和鼓舞。
　　勇敢的总前委特务队队长
　　随着红军革命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0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为粉碎“围剿”做准备。吴烈带领特务队警卫会议安全，他从首长驻地周围到每个警卫点，认真察看地形和兵力部署，向警卫战士详细交待任务事项。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向吴烈询问特务队干部战士思想和生活情况，并要求大家随时做好转到根据地内作战的准备。12月，吴烈任特务大队大队长。
　　12月29日，国民党军“围剿”前线总指挥、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由东固向兴国的龙冈推进。毛泽东、朱德决定在龙冈和君埠间的黄竹岭设立临时指挥所歼灭该敌。吴烈带领特务大队保卫总部首长的安全。30日上午，当张辉瓒部遭到红军迎头痛击后，遂集中主力展开反扑。部分国民党军向总司令部指挥所涌来，总前委首长生命受到威胁。吴烈带领特务大队主力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实施阻击，同时命令一部保护总前委首长立即转移。当涌上来的国民党军爬到半山腰时，吴烈指挥警卫战士一齐开火，经过10多分钟激战，消灭了残敌，总前委首长脱离了危险，吴烈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1931年4月，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5月14日，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截获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明码电报，得知该师次日（15日）从富田向东固进击。毛泽东、朱德立即做出战斗部署，在该敌必经之路九寸岭和观音崖间设伏歼敌，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所设在白云山上。16日拂晓，吴烈率特务大队保卫总部首长机关由东固敖上村出发，向白云山指挥所疾进。特务大队在前面开进，毛泽东斜背一把油纸伞，朱德身背斗笠、腰挂望远镜走在后面。正当他们路过一座小桥时，与公秉藩部的先头部队遭遇。吴烈命令警卫战士迅速抢占制高点，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劝说毛泽东等总部首长向白云山转移。当敌距离特务大队只有30来米时，朱德一声命令“打”，吴烈带领警卫战士一齐开火，冲锋枪、步枪猛烈射击，一枚枚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公秉藩部先头部队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就倒下一大片。为了赢得时间，不使部队伤亡过大，吴烈带领警卫战士护卫毛泽东等首长，且战且退向指挥所转移。他们在一座小山头上顽强阻击敌人。敌军集中火力向山头射击，迫击炮呼啸而来，爆炸声震耳欲聋，形势十分严峻。吴烈置生死于度外，命令战士扔掉背包，枪上刺刀，准备展开肉搏战，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卫总部首长的安全。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由小路秘密赶来的红三军主力从密林中猛冲下来，使敌军陷入一片混乱。吴烈这才松了口气，心想红三军若再晚来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保卫中央红军首长长征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指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持续一年时间最终失利，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吴烈带领国家政治保卫团第一营，重点保卫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动的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干部休养连一些人的安全。出发前，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介绍了吴烈，并讲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吴烈深知这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出发前专门对全营警卫战士进行了政治动员，作了相应的物资准备，派警卫战士精心护卫他们行军。
　　红军过草地前，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为保证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首长和干部休养连同志的食物，吴烈想尽一切办法筹粮，但还是不够。有一次，他发现牦牛粪里有一些未消化的青稞和黑豆，洗净炒熟后还可以食用，于是就介绍给干部休养连的人。有的人就靠收集到的两三斤这样的救命粮，度过了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长征胜利后，许多老同志提及这件事情，还充满了对吴烈的感激之情。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一次次地拒绝执行北上任务，以种种借口不愿让左路军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晚上一同赶往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地牙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领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先行北上。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指示吴烈，带领2个班的警卫战士，于凌晨赶到叶剑英住地，秘密接应叶剑英与毛泽东会合。天亮时分，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赶了上来，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毛泽东曾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叶剑英后来见到吴烈回忆起这段往事，对他在危急关头帮助脱险表示感谢。
       从警卫大队长到中央警备团长
　　1938年2月，吴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尚未毕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他谈话，决定调他到新组建的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工作。李富春对吴烈讲：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负中央领导机关、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中央警卫教导大队是团级单位，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社会部领导指挥。入抗大学习前，吴烈是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参谋长，这次去任大队长，萧前任政委。部队主要担负中共中央首长和驻地的警卫任务，护送中央领导出入延安的警卫和巡逻任务等，还担负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安全警卫。这期间，吴烈不断摸索、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方面的经验，充实和完善警卫措施和制度，培养了一大批精通警卫业务的骨干。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延安周边地区的情况，为更好地保卫首脑机关的安全，决定将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和军委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备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10月20日，中央警备团在延安侯家沟隆重召开成立大会。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宣读命令，任命吴烈为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并兼任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中央警备团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主要执行保卫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及要害部门的安全和延安的卫戍任务。会上，叶剑英风趣地说：中央警备团应改一下名字，不叫警备团，叫“钢盔团”。钢盔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脑袋的。警备团就像钢盔一样，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
　　为使中央警备团成为一支能文能武的警卫部队，吴烈除对全团官兵进行严格的履行职责教育，建立正副班长带班、干部查哨等制度外，还开展了识千字的文化扫盲活动。他把1000个单词编成课本，官兵互帮互学，大部分干部战士掌握了千字，达到了会认、会写、会用和看报纸、写信、写日记等。同时，还投入大生产运动，自办造纸厂和合作社，为中央首长代耕，吴烈被边区政府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这期间，中央警备团还涌现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张思德同志，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专门撰写了《为人民服务》纪念这名警卫战士。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吴烈作为中央直属机关选举的候补代表和肩负会议警卫的双重任务参加大会。作为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大会警卫处负责人，吴烈对警卫工作细中又细，采取对外严密控制、对内加强警卫、要害部位布置双层警戒等措施，构成严密的警卫网。作为大会代表，吴烈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报告和讲话，使他对党的方针认识更加明确，对革命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卫戍北平的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新的国家政权即将诞生。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六○师改为第二○七师，隶属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与中央警备团一起担负中央领导、机关和北平的卫戍任务，吴烈任第二○七师师长，邹衍任政委。
　　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迁移北平，毛泽东把这称为“进京赶考”，25日上午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第二○七师和中央警备团先遣部队提前做好安全警卫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后，吴烈奉命接护他们到颐和园益寿堂作短暂休息。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不顾旅途劳累，到西苑机场检阅第四十一军、第二○七师和四野的炮兵、坦克部队。当日晚，吴烈率警卫营护送毛泽东安全住进香山双清别墅。保卫香山成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和警卫部队的头等大事，专门成立了“西郊治安委员会”，汪东兴任主任，吴烈任副主任。
　　8月3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军级单位），吴烈任司令员，邹衍任政委。下辖2个师，原第二○七师整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吴烈兼任师长，邹衍兼任政委，主要担负中共中央领导与机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外国驻华使馆等警卫任务；以原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刘辉山任师长，张廷桢任政委，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安全警卫任务。朱德在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大会上讲：中央迁移进住北京，有了你们这支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熟悉警卫业务的部队，北京的社会治安定会日趋好转，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就更加有了保障。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后，先后担负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国大典、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等重大国事活动的警卫任务。特别是毛泽东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元首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出访前，国民党潜伏电台即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作了报告，美国驻台湾顾问布莱德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直接指挥，制订颠覆毛泽东专列、企图进行暗杀活动的罪恶计划。获悉敌特的阴谋后，周恩来指示：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按照周恩来指示，吴烈对公安纵队在任务分工、力量配备和警戒布置上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研究，从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布置了秘密的警戒哨兵。与地方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严密做好护路工作。吴烈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乘压道车走在毛泽东专列前面，护送毛泽东和代表团到达天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他们又从天津护送专列安全返回北京。
　　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卫戍、警卫、司礼任务逐渐增多。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59年1月22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撤销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北京市的警卫部队。吴烈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兼任北京卫戍区政委。上任前，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找吴烈谈话：军委考虑你从事警卫工作多年，对警卫工作熟悉，有丰富的经验，决定由你组建北京卫戍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是对你的充分信任，希望你把这项工作完成好。
　　吴烈受命组建北京卫戍区后，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专门开会研究具体实施方案和兵力部署等问题。他带领有关人员，几乎跑遍了驻京各大单位和机关，了解情况，勘察地形，制定警卫方案。经过一周时间的紧张筹备和组建，1月30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市西城区李阁老胡同（今力学胡同）24号正式成立。主要担负党和国家及军委领导人、国家首脑机关、各民主党派以及外国元首访问等安全警卫，首都重大集会、社会治安和巡逻等卫戍勤务，司礼、阅兵和首都民兵队伍建设等任务。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有83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团。为了确保庆典活动的绝对安全，北京卫戍区担负庆祝活动的安全警卫任务，吴烈任国庆10周年阅兵总指挥部副主任。他在兵力部署上，采取周密布置、重点控制、照顾全局的原则，加强对重点目标的警卫。为应付突发事件，组织应急部队担负机动任务。对要害部位，设置便衣巡逻哨，昼夜执勤。同时，严格挑选2万多名首都男女民兵，组成9个民兵方队，参加国庆阅兵，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宾的检阅，圆满完成了庆典受阅和警卫任务。
　　1977年9月，吴烈第二次来到北京卫戍区工作。这次是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傅崇碧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按照上级要求，认真抓好部队的卫戍警卫、军事训练、民兵工作和军民共建等，使卫戍区部队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一直到1985年7月，任北京军区顾问的吴烈离职休养，他才离开了自己钟情一生的红色警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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