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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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粗糙的黑白照片是我22年前用一台傻瓜相机拍摄的“作品”,拍摄地点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的烈士陵园,拍摄时间:1986年清明节。 那时,我们作为兰州军区的轮战部队,即将结束几个月的临战训练。预定的接防时间是4月中旬,作为男儿,作为共和国棋盘上的一颗卒子,我们**满怀。 1984年4月28日,成都军区某部经过十几天鏖战,终于收复被越军控制多年的老山和者阴山主峰。随后,中央军委即从锻炼部队的角度作出了各军区派部队轮流参加“老山地区防御作战”的决策。1984和85年,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相继参战,1985年8月,兰州军区驻陕西某集团军接到预先号令,并于1985年12月在战区集结完毕,展开临战训练。 1985年11月的时候,我还是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检验科的一名检验技师,但12月初,我已经汇入那股钢铁的洪流,成为139师炮兵团宣传股的一名副连职干事。照片上戴墨镜和钢盔的就是我,那时,我正跟随炮兵团副参谋长彭万常在渭南火车站指挥炮兵团五个梯队的车辆和火炮实施铁路装载,也就是把汽车和火炮依次指挥并固定到平板货车上。那时,我到这个纯粹的野战军报到还不足十天;那时,尽管已经有九年的军龄,但大部分火炮和武器我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指挥装载的间隙,我们宣传股的报道员焦运民拽着我请另一个报道员李广拍摄了这张照片。
我们部队1985年12月中旬到达云南文山。在这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剃光头,颇有些“总将热血从头洒”的悲壮。但是,我们当时留下的照片却一点悲壮也看不出来。左面照片蹲在最前排的就是我,右面照片左一是我。自我记事以后,从来就没有剃过光头,兴奋加好玩,我们大家那时都还年轻,也都单纯,老百姓慰问的一架子车甘蔗就把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兵弄得开心不尽。
从1985年12月4日赶赴陕西华县高塘镇的139师炮兵团报到,到1986年1月4日从云南的驻地热水寨调到师宣传科,我第一次在炮兵团工作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在1986年清明节前后,我就是上面照片里的这个样子,12月底剃光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到自己喜欢的长度。右面的这张戴钢盔的,是著名的女摄影家梁子的作品,那时,我们是一个宣传科的同事。之前,我俩一起从青海省军区调来参战部队,完成我们俩调动的,就是我们师机关个子最高的美男子干事安晓青。 提到把我从青海调到参战部队的安晓青,也必须介绍一下我们宣传科的战友们。在云南近一年半的时间,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们宣传科的十几个人真正聚齐的时候没几次。虽然身边从事摄影摄像的人不老少,但镜头对着身边同事和战友的时机还真不多。目前我手头宣传科全体人员的合影就只有1987年3月准备撤离阵地时在师指挥所所在的曼棍洞洞口留下的这一张,人员好像还不整齐。 我来回忆一下这些战友的名字。 前排自左向右:摄像干事安晓青、宣传干事钱林森、报道员王瑛、报道员杜明翔、宣传干事文福祥、副科长于善军、摄影干事梁子。 第二排自左向右:放映员王山林、新闻干事周国庆、科长杜凡、报道员杜治平。 第三排自左向右:俱乐部主任张松海、宣传干事樊毅军、宣传干事陈耀文、放映员刘力、新闻干事姜建茹、放映员常军。 根据回忆,我感觉画面里缺少的是摄影干事张富汉和报道员李宗立。这个张富汉,就是现在中国传媒界很著名的华商报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厉害吧? 我们宣传科全体合影的地方,就在这个巨大溶洞的洞口,我们师的作战指挥所和机关主要部门就在这个洞里面办公住宿。这是一个典型的水帘洞,一年四季,洞顶上的滴水就没有停歇过,我们行走或者坐在洞里的小广场开会,水滴会随时跌落在身上。为了除湿,我们三伏天都要使用电热毯,不过跟其他地方的使用方法正好相反。白天电热毯要全天通电,保证被褥干燥,晚上睡下了再关掉。在这个溶洞里,皮鞋一天不穿就长毛,两天之后白毛就有两厘米长。尽管这样,这里毕竟是师指挥所,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动,每天可以洗上痛快地温泉澡,与一线防御阵地上“猫耳洞”里面的官兵们的生存条件相比,可以说是天上地下了。画面右面台阶上的那排塑料布围成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宿舍,我就在挨着台阶的那一间里住过几个月。 在老山前线,我唯一一次请求梁子为我专门拍照是在1986年的2月。那时,后方的亲朋好友都来信索要照片,在彩色照片还没有流行的情况下,只好求助梁子帮忙在一个黄昏为我拍摄了几张看起来比较“酷”的黑白照片。左面这张照片我曾经寄给很多朋友,也是我当时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因为,那时心理上真的是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留几张“高大”形象,应该是那时的情绪状态。 呵呵,说起照相,说起“高大形象”,我也来揭一下自己的“短”。这张由师后勤部直工科干事赵充增为我拍摄的照片发表在1986年8月还是9月的解放军报头版显要位置,说明文字大意如下——老山前线某部宣传科干事陈耀文是从青海省军区主动请战,在前线,他是某部战报《猛击报》的编辑,还是“老山魂战士诗社”的社长,他用**的笔触讴歌前线将士的英勇事迹。图为陈耀文上一线”猫耳洞”送报纸等等。需要“揭短”的是,文字内容都属实,上一线送报纸也确有其事,但照片是在师指挥所驻地师首长的宿舍旁“借景”拍摄的,因为这里的岩石质地与一线那拉口防御阵地的岩石外形比较一致。 说起《猛击报》,就不能不说到这张照片。这是我们“报社”几位主要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编辑文福祥、主编吴明晓(笔名滇老陕)、编辑张仁飞。后排左起:编辑樊毅军、编辑陈耀文(笔名青马、晓文、南疆君)。 关于《猛击报》,据说创办于辽沈战役时期,那时的第四野战军第十纵队,就是我们集团军的前身。当年纵队的报纸叫《猛进报》,老山作战时,集团军的报纸也沿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师也就自然使用了当时的报名。还据说,辽沈战役时,十纵几个报纸的报头都是“林总”林彪题写的,当然,在我们的报纸于1985年12月复刊时,不可能还沿用他这位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翻身的“罪人”的亲笔。这个报头是谁的亲笔呢?我没有考证过。 这是1986年2月6日那期报纸我负责的第四版右上角刊登的梁子的一张摄影作品,下面的诗就是我写的。那时,还在临战训练阶段,还没有真正的战事,谁也还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景象,但是,从集团军的摄影干事王红,到师里的梁子、张富汉,以致团里的袁熙、戴吉坤等摄影人的作品,基本都是这个“主题宣传”和“注解概念”的套路。版面左下角的这张现在看来很搞笑的“英雄照”和那张“刺刀下的家信”,都是张富汉在那个时候的作品。 在老山,我身边的摄影人“摆拍概念”的局面一直到1986年10月14日的“蓝剑——B行动”才算告一个段落。关于这场战斗,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照片,也有人把当年由赵旭、任荣、安晓青等人拍摄,安晓庆负责编辑的录像片“蓝剑——B行动”做成视频发在了网上。那场战斗里,从集团军到师团,投入了巨大的拍摄力量,突击队里,傻瓜相机几乎是人手一台,集团军的摄影干事王红直接顶到了突击队里面,师里的梁子更不逊色,团里的报道员尚侯凤也在突击队的阵容里;从军到团的摄像人员赵旭、任荣、杜明翔还跟随突击队抵近拍摄。同时,集团军和师里的两台当时很先进的SONY---M3都担负着在老山制高点通过微波向军指挥所传送战斗实况电视信号的任务……我后来经常说:那是一场很豪华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战斗。好像也就是这场战斗,使我们的多数摄影摄像人员明白了什么叫纪实拍摄。1987年的全军摄影大奖就由“10.14”战斗时“特功五连”所在团的摄影报道员尚侯凤的纪实作品《席卷敌阵》获得。那次战斗中,尚侯凤荣立一等功,直接提干;身负重伤并被切除了脾脏的王红和赵旭、任荣等人也荣记一等战功…… “10.14”战斗进行时,我在师指挥所的大溶洞里目睹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全过程,至今还能回忆起第二突击队占领968高地的消息从电台传来后师长黄俊杰在我胸口猛击那一拳的份量。那时,现在的济南军区政委刘冬冬上将是师政委;现在的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是副师长,是设在老山主峰上的前线指挥所的总指挥…… “蓝剑——B行动”中,祁振武、罗卜基、顾金海等十几位烈士献出了生命,我们《猛击报》在1986年10月20日出版的报纸第四版上,我用**的诗歌与王红、梁子、尚侯凤等人的照片相配,完成了“血染的风采”诗画版面。右上角那个挥手的帅哥就是王红在战斗打响前拍摄的“彝族五雄鹰”之一的第一突击队副队长、四川籍排长罗卜基。战斗中,他率领第一突击队五班突破越军阵地前沿,直插1072高地后侧,指挥炸掉三个火力点,切断越军退路。他率兵搜剿三个屯兵洞,歼敌六名,俘敌一名。回押俘虏途中,遇敌炮弹覆盖,他扑在俘虏身上,腰部胸部被四块弹片击中,光荣牺牲,战后他被追记一等功。左上角给特功五连连长刘炎祥戴光荣花的是师长黄俊杰。这张图下面那张对着报话机喊话的是副连长、第一突击队长马权斌。战斗中,马权斌面部中弹,仍坚持指挥,荣立一等功。 让我把思绪拽会1986年的清明节吧。 1986年清明节那天,我和梁子、安晓青等战友专程从文山坪坝的驻地驱车赶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凭吊在我们之前为国捐躯的战友。 在我1987年8月16日发表于《青海日报》第四版头条的散文《九百九十八个儿子和一个父亲》里,曾经书写过上面照片里那位蹲在地上背朝镜头的老人。 “暗暗数完了所有的墓碑,默默念完了998个烈士的姓名。我发现,只有100多位英灵的面前摆着酒、肉、香烟等祭品,极少的墓碑前有燃烧纸钱、香火的痕迹,而那些碑前空空的英灵,故乡多在十分遥远的地方。 “这种现象是迫使人想些什么的,但我记不清当时想过什么了。但我确实是坐在我的一位同乡的墓前,为这不相识的乡友点燃了两支‘大重九’。也许我是想代他的亲人尽一点薄薄的礼和情。 “也就在那‘大重九’静静燃烧的时候。一位老人蹒跚着向我走近。他手上捧着一大把已经点燃的与香烟一般粗细的柱香,在经过的每座墓碑前驻足,深鞠一躬,再将一柱香轻轻插在坟茔的顶部,又鞠一躬,念几句我听不懂的祭语。 “判别不出老人的身份,但我从那双象老树皮粗糙的手上能看出他的出身。老人走近我,对我点点头,然后对着我同乡的墓鞠躬。这时,我听清了他的‘祭语’:孩子,为父的我又来看你了。好好休息,你太累了。 “疑惑。老人有这么多儿子吗? “我上前搀扶老人,请他坐下歇歇,并提出我的疑惑。老人手里的柱香散出缕缕青烟,直扑老人脸面,老人没有躲闪,那早已是红红的蓄着浊泪的眼睛直盯了我好一会儿。 “老人姓吴,云南路南县的农民,63岁。1984年,他的四儿子参军不到四个月就赶上打老山的战斗。开赴战场之前,儿子来了一封信,要三十块钱,信上说,老兵们待他象亲弟弟,他想买点好烟请他们抽,不然死了心里会不安的。当老人把钱寄去时,儿子已上了阵地,没有收到。不几天后,儿子牺牲了,还不满十九岁,追立了三等功,与牺牲的战友们一起埋在了这里。 “从1985年开始,老人每年都要买1000支与香烟一般粗细的柱香来这里,为儿子和儿子的战友们尽上一柱香。老人凄凉地说:‘我老了,又没有积蓄,买不起这么多香烟。但我还能买得起这么多香。香烟香烟,香燃着了就是香烟啊。’ 这时,老人的泪水已沾满胡须。他哽咽着继续说道:‘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他的战友啊。’ “我随着老人来到他亲生儿子的坟前。老人捡出三柱香,颤颤地插在儿子的坟上,低声说道:‘孩子,为父我老了,你妈又死得早,没人给你做好吃的,别怪我。放心,你的战友们我都记得呢,我让他们做了儿子,他们不会见怪的,你们可要像活着的时候那样帮助啊’。 “老人又点燃一把柱香,向更高处的坟茔走去。 …… 这是我那篇散文里关于这位老人的一些文字。 上面的照片是老人在他亲生儿子的坟茔前祭奠的情景,有一些陌生的悼念者与老人一起向他的儿子致意。我记得拍过老人的正面照片,但影集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们集团军在1987年4月陆续撤出一线阵地,将老山和八里河东山的防线移交给北京军区的轮战部队。我们集团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究竟死亡了多少军官和士兵,至今我没有得到准确的数字,我只知道,大部分烈士的骨灰都陆续送回了原籍,只有六名烈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需要说明的是,这六名烈士,只是我们集团军序列里的人。轮战期间,我们集团军序列里还有兰州军区另外一个集团军的一个师临时编入,撤回陕西后,这个师的事物便不再归我们集团军负责。所以,从1988年开始,我们集团军都会由军师两级领导在清明节赶赴麻栗坡烈士陵园为六位烈士扫墓,不知道这个传统现在是否还在坚持。 我是部队轮战结束之后部队第一次派员回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的参加者。 当时,集团军的副政委王玉兴、我们师的副师长常万全代表军师两级赴云南扫墓,军后勤部的一名助理员和我是随行工作人员。在文山我们找到了祖籍文山、已经调到文山军分区工作的宣传科老干事文福祥,在1988年清明节那天,用一辆**卡车载着6个花圈赶到陵园,举行了郑重地祭奠活动。 那一天,麻栗坡上空阴云密布…… 20年了,整整20年了。当年的集团军王玉兴副政委(左二)该是正在颐养天年的古稀老人,当年的副师长常万全(左三)现在已经是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已经扛起了上将军衔。 那次扫墓以后,我和常副师长还专门赶到曼棍洞拜访了即将结束轮战的北京军区79师的领导,并在曼棍洞吃了中午饭。返回的路上,我和首长专门在著名的“三转弯生死线”合影留念。这个“三转弯”,在老山方向参与过那场战争的人都了解,这是麻栗坡通往越南的一条公路,也是通往那拉口前沿阵地和师团指挥所的必经道路,越军的直瞄火炮经常准确地袭击通过这里的车辆。照片上,我们的身后就是越南方向,因为大雾,基本看不清什么。 那时候,我了解到,1988年清明节,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总数已经有1200多。 1988年之后,老山地区防御作战结束,北京军区直接将老山一线的防务移交给成都军区,老山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排雷工作,持续很多年…… 据说,老山早已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胜地…… 就如从现在往前数八十多年的中国历史,很多人、很多事有意无意不再被人提起,不能被人提起,不便被人提起一样,当年的“老山精神”、“理解万岁”,当年的对越作战,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和新闻报道的一个禁忌。于是,我听说很多在这场持续了很多年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利益负伤、残疾的人,开始像很多老红军老八路一般地生活窘迫、衣食无着,还听说一些烈士的家属不再被社会和政府的抚恤体系关注,还听说一些曾经感动过一代人激励过整个社会为稳定国家政治局势起过重要作用的英模们在秘密筹划拍卖自己勋章的方式…… 我不能说我早早就看清楚了什么。但我愿意把我发表在**第六期《解放军文艺》上的一首诗展现在这里。这首诗作于1988年。那时我已经主持建造完成了我们师的“老山作战纪念馆”。 那期的《解放军文艺》上以“星座——1989部队青年军旅诗页”为专栏,刊发了我的两首诗。一首《雄关梦》,一首《纪念馆风尘》,现在看来,好像是个很奇妙的组合。 风尘,历史的风尘,总在随着各种“风”飘摇,而中国历史的风尘,似乎飘摇的特别没有规律,也时常飘摇出滑稽的线路,无奈的结果。 所以,对于一个或一群被**和号令点燃青春热血的男儿女儿来说,我们很难预料昨天的那一滴血会被那一段历史铭记,也不敢奢求某一行长泪能被后人尊重。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国家,我自己生存和挣扎着的这个国家,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赞美都是常态,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政客规律,在这些年弥漫在寻常百姓的寻常生活里。利益,是这一切的主宰。 上面那首《纪念馆风尘》的诗行,我觉得就跟照片上这样的情景有关。这是1988年时任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左三)到我们部队视察时参观“老山作战纪念馆”时的场面,左一是当时的集团军**钱树根,左二是当时的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右二就是这张照片的提供者吴东辉,右三是当时宣传科的摄像报道员周隆强,右四露了半张脸的,应该是当时的集团军摄像干事邵良敏,右五是我当时的科长杜凡。(唤起模糊的记忆,我觉得这张照片好像就是我拍摄的。)——2008年4月5日夜补充此图及文字 用我的这几张照片作结尾吧。 很巧合,这几张照片上,我穿的是同一件皮夹克。 1985年12月到达云南战区以后,因为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因为将要进入的战场不再是战斗演习,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豪迈地大手大脚花钱,就在那时,我花近百元在文山的商场里买了这件平生的第一件皮茄克,算是对自己生命的犒赏。 1987年1月28日,除夕的夜晚,我随在北京活动了半个多月的“老山魂英模报告团”回到云南前线(报告团成员之一的“战地歌手”徐良继续留在北京治病),那时,我们部队继“10.14作战”行动之后的“1.5作战”和“1.7作战”都已经在1987年1月5日和7日分别实施完毕,并不再有新的出击作战计划。 关于“1.5”和“1.7”作战,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出差,细节知道的不多。421团实施的“1.5战斗”中,摄影干事柳军跟随突击队拍摄,1987年他获得“艰巨历程摄影大赛”个人风格大奖那组作品里的很多纪实性很强也很震撼人的片子,就是在那场战斗中拍摄的。两天后由417团四连进行的突袭作战“1.7行动”中,该团摄影报道员袁熙和摄像员李斌被越军发射的炮弹炸死,连尸体都不完整。后来张富汉和梁子给我讲述了一些细节和追悼会的情况。 这是我手头仅有的袁熙留下的摄影作品。在我的印象里,当时我们师几个团的摄影报道员里,袁熙的片子是比较干净也很有想法的,我一直比较喜欢他的多数东西。可惜,小伙子英年早逝,计算一下,也已经离开我们21个年头了。 按照我春节回到前线时的态势来看,因为不再有主动出击作战的计划,如果不出其它意外,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能在四月份平安撤出阵地回到后方了。那时,北京军区即将接防的两个师已经在文山地区进行临战训练,二月份,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赶到我们部队慰问,作为师机关的宣传干事,我陪同战友歌舞团的全体演职员登上了老山主峰,左面的这张照片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上图右面的照片拍摄于1988年春节。那时,在陕西渭南驻地的“老山作战纪念馆”已经落成,我们用塑料泡沫复制的这个“老山主峰”碑也几乎乱真。其实,我们部队在1986年5月1日竖立在老山主峰的这座石碑后来也随部队回到了渭南驻地,因为重量的问题,没有办法把它重新竖立在建造于二楼的作战纪念馆里,只好用质地轻便的泡沫塑料复制了一个。这个石碑上的字迹,是我们师作训科咸阳籍参谋李凯旋的。 我和吴东辉在作战纪念馆建设过程中的合影。(这是吴东辉在我发出这篇博文后4月3日传给我的照片。) 1988年春节在作战纪念馆里拍摄的另一张照片上,我依偎的雕塑是我的好朋友、当时炮兵团的宣传股干事吴东辉的作品,这个吴东辉,就是目前总在我的博文里跟帖的那个“访客东辉”。我们合作完成纪念馆建造以后,艺术才华横溢的他就被调到师俱乐部当主任,成为我的同事。现在,东辉是陕西《咸阳日报》的编辑,还在勤奋地画画写字,关注时事。 在这里,我想轻声地问:那座石碑,你现在躺在哪里? 我还想问:这座塑料的“石碑”,这座黄土堆积的雕像,你们都还矗立在原处吗? 今天,我依然活着,我前面照片里展示的很多人都平安地走下了那座曾经有血与火交织的老山,潇洒或无奈地生存在这茫茫尘世,亢奋或寂寞地啃噬着自己曾经的岁月痕迹…… 又是清明了,我该在心里向在那场边关战事里长眠的战友深鞠一躬。 尽管,那场战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把一首当年令我流过无数行热泪的歌曲贴在这里吧,她的名字叫《血染的风采》。 这首歌本来由董文华首唱,但真正风靡全国,是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之后。晚会上,女歌手王虹和失去了一条腿的战地歌手徐良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其情其景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忆起。在这之前的十几天时间里,我作为“老山魂战士报告团”成员与徐良朝夕相处,他在报告现场几乎都要演唱这首歌,我也几乎每次都会热泪横流……大家听到的这个录音,就是王虹和徐良当年演唱的那一版。关于徐良,这二十多年来我经常会被人问及,也简短或细致地为一些人做过解释,在此,我暂时不作更多的叙述。这瓶老酒,我还需再放些时间。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诉大家的是:徐良不是叛徒,也没有过自残自伤的行为。他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产物。他是个有血有肉的青春男儿。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目前,他平静地生活在北京……
——连续四个深夜灯下耕耘,完成于2008清明节前
补充信息如下: 上面的东西发布之后,我的好朋友吴东辉给我发来这些照片。这是他们在1990年清明节去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的纪录。据他讲,这一次专程赶去扫墓是最后一次了,之后便不再派人去了。 1990年去扫墓的是当时的139师政治部副主任杜凡和宣传科俱乐部主任吴东辉。合影照片上左面的那个是文福祥,1988年清明节也是他陪同我们去扫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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