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西方及邻国对中国民族主义充满偏见

显初

        民间民族主义能够导致国家间的纠纷和冲突，但民间是没有能力来解决他们所制造的国际纠纷和冲突的，最终还是要求助于主权国家政府。
　　近年来，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难看到，这一波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领土和领海的主权纠纷，也是一种最古老的民族主义形式。
       第三是道德层面。这个层面最为普遍、直觉，几乎可以发生在一个社会的任何阶层。对民族主义作道德判断经常发生在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之间。很简单，人们谴责大国、强国对小国和弱国的欺负，而颂扬小国和弱国对大国的挑战。民族主义领域也一样。
　　政府如何处理与民族主义关系
　　理论上说，民族主义要处理的就是自己和他者的关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而他者总是错误的。在很多场合，民族主义既是对他者的偏见，也是对自己的偏见。因此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损害他者的利益，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经验地看，民族主义曾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既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主权国家的内部。冷战结束之后，民族主义的这种趋势仍然在延续。
　　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是否会演变成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处理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主义或许不可避免，但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则不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就政府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来说，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类。
　　第一种是政府动员型。其中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积极主动塑造民族主义。一些社会本来民族主义并不强，但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动用各种方法和资源（例如组织和意识形态）来创造出一种自己所需要的民族主义。欧洲国家早期就是这样，民族主义动员的结果就是在强化了主权国家（认同）的同时，导致了国家间无穷的战争和冲突。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政府也主动创造了具有很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在社会层面已经存在，政府或者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诉诸于民族主义。

        第二种类型就是政府反应型。即民间社会存在着民族主义精神和情绪，并不时爆发出来。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爆发是对某一事件的反应；在另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爆发本身则可以制造事件出来。民族主义的每一次爆发，都会产生内部的和外部的影响，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加以反应。
　　第三种就是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自己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类型处于前面两种类型之间。一旦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没有政府可以完全忽视其存在，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权威主义。既然是客观存在，各国政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族主义资源，来论证其一些政策的合理性。
　　从政府和民族主义的这三种关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在中国，政府政策的合理性主要并不在民意，尤其是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政府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自主性，来处理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实践上也的确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因为国家的弱小，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政府动员型，这尤其表现在反对美国、苏联霸权方面。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针对民族主义主要是加以管理和控制。尽管中国也经历了爱国主义运动，也对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产生影响，但爱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内部稳定，而非外部。从政府角度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大多具有反应性，即是对社会层面民族主义的反应。

　　中国政府管理和控制民族主义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
　　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相反，政府对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管理和控制。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经常遭到国内外民族主义者的批评，甚至攻击。实际上，因为政府缺少对民族主义的参与和引导，中国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激烈的情绪面。这使得民族主义可以在产生巨大破坏性的同时，大大增加着对政府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
       　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
　　这种现象从小泉纯一郎以来从没有间断过。日本现在的情形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无论是中央政治人物还是地方政治人物，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很大的势力诉诸于民族主义。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在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方面，韩国也与日本类似，即政府越弱，越会诉诸于民族主义。
　　在和中国的关系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在上升过程之中。与中国相比，这些是发展中的小国家，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远较中国政府弱。这些国家的政府因此需要动员民族主义来获取政府的合法性，在缓解国内各方面矛盾的同时，往往损害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进来，而美国出于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政府趋向弱化，一些政府比另一些政府弱化得更快一些。这个时代尽管理论上说还是主权国家时代，但主权国家的政府已经很难像传统上那样控制自己管辖下的人口。同时，民间社会的力量则在迅速增长，社会角色具备各种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过，民间民族主义能够导致国家间的纠纷和冲突，但民间是没有能力来解决他们所制造的国际纠纷和冲突的，最终还是要求助于主权国家政府。因此，主权国家政府之间更需要合作，更需要用理性来处理各自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为了私利去动员民族主义，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其它国家，尤其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大”、“强”和“非民主”的中国政府。
　　无论就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来说，如何应付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对各国政府都是个艰难的任务。一旦民族主义超出控制和管理的水平，强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各国国内的激进政治力量所挟持，再而挟持整个政权，从而使得民族主义走上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归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