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政治部

倾城

    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从担任连队**表到第4野战军政治委员，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初创、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在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8日，他受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后并入总政治部）部长。上任之初，总政治部机关只有一二十个干部，总干部管理部尚待筹备，其时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根本任务和职能的历史性转变时期，政治工作的任务空前艰巨繁重。面对新的挑战和考验，罗荣桓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和毛泽东提出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从组建机构、选配干部、建章立制等基础环节抓起，逐步领导建立起我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关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比较健全完善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干部队伍、制度机制和工作方法，开创了总政治部工作和全面建设至今为人称道的一个兴盛时期，为总政治部的长远建设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历史性转变中始终正确把握工作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的建军阶段，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成为我军的根本任务。正如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一开始便面临缺乏经验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发出了“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的号召。通过学习苏军，人民解放军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绩。但在学习过程中，也一度出现一些脱离我军历史特点和实际，生搬硬套苏军某些具体做法的现象，如主张向苏军一样实行“单一首长制”、把党委降格为“党务委员会”等，并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建设中一场重要争论。在推进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苏军经验，如何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如何正确认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成为我军建设中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
    作为我军最高政治机关的主要领导，在这场事关军队建设方向的争论中，罗荣桓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注意了解掌握部队思想反映和动向，上述问题一出现就敏锐地认识到其性质和危害，并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支持下，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在复杂的情势下始终正确把握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避免了这些问题对军队建设造成更大影响，防止了军队政治工作因此发生大的曲折。
    罗荣桓主张，学习苏军经验要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指出，应当按照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万不可像十年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认为，我们应当是以我为主，在我们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对于政治工作，他鲜明地提出：“肯定地不要学他，学了就会使我们人民军队变质。”实际工作中，他很注意处理好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但对他们提出的意见注意具体分析，对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从不盲目接受。
    罗荣桓较早完整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重要命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模糊认识，他专门撰写发表《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指出，“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经过了无数次考验的。实践证明：有了它就可以取得胜利，离开它就要遭到失败。这些原则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绝不能丢弃这些，而另来一套。”强调，我军的光荣传统不单在过去是必须的，而在现代化建设中更是必须的。
    为有效统一全军思想，以权威形式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他及时提出起草新的政治工作条例的意见，并指示在总政治部成立“政治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和“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室”，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条例起草过程中，他多次抱病听取汇报，要求参加起草的同志认真研究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注意研究新时期我军的特点和发展，写出一个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军需要的政治工作条例。1954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这一条例（草案）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鲜明回答了在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对于保证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迅速组建起总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组织机构
    战争年代，适应当时形势需要，总政治部机构一直比较小。解放战争初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总政治部机关绝大多数干部被调往东北等各战略区，留在陕北的只有几名干部，主要负责保管档案资料等工作。1946年11月后，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总政治部陆续调入一些干部，但直到1950年初，仍只设有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两个研究室和一个秘书处，总共只有一二十个干部。这与当时我军根本任务和职能发生历史性转变、开始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从相对分散转到高度集中统一的大形势显然不相适应。在既有基础上，重新组建一个机构健全、职能完备、运转顺畅的总政治部，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按照“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配各级领导干部。这是罗荣桓上任后着力抓的第一项工作。1950年，他多次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从全军各部队选调干部的意见。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军委任命曾在红4方面军、延安总部工作的傅钟和曾在红1方面军、115师、第4野战军工作的萧华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又任命曾在红2方面军、120师、第1野战军工作的甘泗淇任副主任。筹建总干部管理部过程中，建议任命曾在新四军、第4野战军工作的赖传珠和曾在129师、第1野战军工作的徐立清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副部长，之后又建议任命曾在第2野战军工作的宋任穷任第一副部长。对于机关部、处领导和其他干部的选调，罗荣桓明确要求，要照顾到不同的方面军、根据地、野战军和军区、军兵种。他说，干部工作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这样做，有利于领导机关迅速熟悉和掌握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广泛团结和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
    适应任务需要迅速重建新建机关业务部门。在总政治部机关部门设置上，罗荣桓既注意研究我军以往的经验，又注意适应当时军队建设需要实事求是来决策。根据他与傅钟、萧华等研究并报军委批准的机关编制表，总政治部机关除恢复传统的组织、宣传、保卫等部门和秘书长系统外，还增设了文化部、青年部。之后，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专门成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恢复了敌军工作部。战争年代，我军没有统一管理干部工作的专门机构，筹备成立总干部管理部，是我军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和赖传珠、徐立清等协助下，罗荣桓把苏军经验与我军实际结合起来，顺利完成了这项使命。1950年9月4日，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在大力扩建充实机关组织机构的同时，罗荣桓强调要严格控制员额，各部处人员要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以确保机关精干灵便。
    适时组建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罗荣桓对创办全军性报刊十分重视，上任不久就指示着手筹备。1951年4月，正式创办中央军委机关刊物《八一杂志》。1955年8月解放军报社成立，1956年1月1日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在罗荣桓和傅钟、萧华等领导下，经过紧张筹备，从1950年9月到1951年9月，解放军画报社、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后改称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文艺社、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八一体育工作队等先后成立，成为展示我军形象的“窗口”和开展政治工作的有生力量。
    逐步建立完善总政治部正规有序的工作制度机制
    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历史转折时期、总政治部重新组建之际，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规定，建立完善总政治部工作制度机制，对于顺利完成总政治部肩负的职能使命，提高工作质量、效率，保证全军政治工作指导及时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此，罗荣桓十分重视。上任后，他把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及机关日常办公制度作为一件大事，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从零开始，逐步建设。
    1950年10月11日，在重新组建的总政治部运行一段时间后，罗荣桓主持召开第7次部务会，研究规范有关领导和工作制度，对总政治部部务会制度、集体办公制度、机关组织生活制度以及人员审查、文件收发保管、来往信件检查登记等制度作出明确规定。1950年9月，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各大军区政治部定期向总政治部报告工作，统一了全军政治机关的工作联系制度。
    1954年4月15日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专设“总政治部工作条例”，对总政治部的地位作用、基本任务、主要工作作出权威规定，为总政治部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后，为解决总政治部重新组建初期有的部门之间存在的职责交叉、分工不清的问题，罗荣桓指示机关研究制定《总政治部各部工作概则（草案）》，于1954年8月1日印发，对机关各部门的职能定位、基本任务、主要工作作出明确界定。
    总干部管理部成立后，1950年9月13日，罗荣桓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召开各大军区及特种兵干部管理部长会议，研究确立干部管理部门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工及工作细则。这次会议后，中央军委陆续批准下发了关于干部管理部门的编制、工作职责、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干部档案管理和统计制度等规定，逐步建立完善了各级干部机关的工作机制，统一了全军干部的管理、任免与调配制度。
    在重视建章立制的同时，罗荣桓还十分强调总政治部要形成适宜的工作方法。他说，总政治部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思想、抓方针政策和带全局性的问题上，用少部分力量应付“门市”，防止套用团政治处的工作方法去领导工作。罗荣桓当时身兼数职，且重病缠身，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负重托，不畏繁剧，领导开创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工作的良好局面，应当说与他重视制度建设，注重培养机关科学的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
    不断培育树立总政治部机关的良好作风和形象
    对于一个高级政治机关来说，作风、形象至关重要。良好的作风和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和这个机关特有的工作风格的外在表现，是其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感召力的重要来源，是其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罗荣桓在领导重新组建总政治部过程中，一方面，始终高度重视培育树立机关良好的作风和形象；另一方面，作为全党全军政治工作者的光辉楷模，他的榜样力量、人格魅力和言传身教也对机关作风、形象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是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从部队实际出发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要求上，罗荣桓反对照抄照转，敢于联系实际，善于联系实际。在学习苏军经验方面，能够不为“潮流”所惑，保持清醒头脑。罗荣桓高度重视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但同时又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绝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更不能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罗荣桓一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常说政治工作不能闭门造车、搞“无米之炊”，要求机关做到腿勤、脑勤、手勤、嘴勤，深入连队、熟悉连队、为连队服务，准确把握部队思想脉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是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要求机关成为“干部之家”。罗荣桓说：“政治工作脱离群众路线，就是干巴巴的政治工作，就是卖狗皮膏药的了，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领导干部多接近群众，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有好处。”在工作中，他很注意发挥机关各部门的作用，经常找各部门干部开座谈会，还带病亲自到部队搞调研，有时躺在病床上还坚持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他多次在总政治部部务会上强调：“总政和各级政治机关要成为干部的家，使他们愿意到总政机关来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和建议，不要成为衙门。”在罗荣桓带动下，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机关，从上到下对这方面工作普遍重视，深得全军好评。
    三是善于营造团结和谐的内部环境，使机关成为具有很强凝聚力战斗力的集体。机关组建之初，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工作都是新课题，办公、住宿条件差。面对这种情况，罗荣桓特别强调关心爱护干部，激励大家齐心协力做好工作。他使用干部公道正派，不论哪个地区、哪个部队来的都一视同仁。他对干部政治思想要求很严格，原则问题从不让步，但批评人总是以理服人，循循善诱。他常说，“响鼓不用重槌敲”，“批评教育干部最好的方法是启发干部作自我批评”。他还非常关心干部的疾苦，尽可能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有老同志回忆，在罗荣桓领导下，“整个机关好像是一支球队，团结协作，配合默契，充分发挥了整体优势”。
    四是强调政治干部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发出“无声的命令”。罗荣桓反复讲，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工作去取得，要求总政治部机关在思想作风建设上要带好头，给下面做出榜样。他强调：“不要只是以口号去要求别人，那样只会使自己脱离群众，使自己成为一个空头革命家，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这既是他对政治干部的一贯要求，更是他自身形象的生动写照。罗荣桓因患肿瘤切除了左肾，又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绞痛，但他仍然带病坚持领导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生活中，罗荣桓清正廉洁、严格自律是出了名的。他多次拒绝组织上为他改善住房的动议，长期住在一所窄小的房子里。他身居高位，从不以权谋私，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教育子女生活上要简朴，要处处向工农子弟学习，不要搞特殊化。罗荣桓的率先垂范如春风化雨，深深影响着机关的同志。许多老同志谈到，那时机关工作、生活条件虽然简单，但大家精神振奋，不计得失，一门心思干工作，整个机关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在部队享有很高威望和良好声誉。
    1956年12月，由于劳累过度、病情加重，罗荣桓主动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中央军委考虑他的建议，决定由谭政和萧华分别接任。1958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在罗荣桓这一任期的6年多时间里，这两个总部机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重建组建到逐步健全完善，自身建设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适应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总体形势和任务，卓有成效地指导开展全军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阶段发挥了应有的重要作用。罗荣桓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和总政治部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在工作、生活中所展现的卓越思想、元戎风范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他领导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和总政治部机关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深深教育、影响了我军一代又一代政治工作者，成为人民军队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