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解放军唯一一次被全歼整排发生在何时？

显初

       本文摘自：《在大漠那边》，作者：孙一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蒙古奇寒的冬天没有过完，又发生了使中蒙关系陷于“奇寒”的国际重大事件。这就是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使刚刚有点缓和气氛的中蒙两国关系，跟随着一下跌入冰冻的深渊。


       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边，与陆岸只隔一道枯水季节可以徒涉的河岔。按国际惯例，江河边界应以主航道划线，但是苏联地图把它的边界线统统画在所有江河中国一侧岸边，于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百多个岛屿，都被画过去成为苏联的领土。因此，两国边防分队巡逻时，不断发生摩擦和碰撞。在两国的边界谈判中，中方主张在没有解决这些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之前，双方边防部队都不要进入；苏方蛮横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争议岛屿，苏联地图边界线内的都属于苏联所有，并依仗其军事强势，硬是继续在这些岛屿上巡逻，摩擦和碰撞逐渐升级为棍棒交加，甚至用装甲车冲撞。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69年3月2日。中方边防站长率领一个排的巡逻分队，在岛上突然遭到苏方两辆装甲车和七十多名边防军的袭击，中方分队奋起还击，双方互有死伤。7日，苏边防军三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与我陆岸间河岔上示威性地开过。15日，苏军二十辆坦克、三十辆装甲车及步兵二百余人大规模进犯珍宝岛，气势汹汹。中国边防部队退守陆岸，与身后高地上的炮兵密切配合，用火箭筒和反坦克炮的密集火力，激战九小时，将苏军坦克、装甲车打退。苏军坦克中有一辆过分冲前，在珍宝岛与陆岸之间河岔的冰盖上被打伤抛锚。17日，苏军步兵一百余人、坦克三辆，企图趁夜色救回抛锚坦克，又被中方猛烈炮火打退。


       这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正确、战术灵活，加以地形有利，陆岸上的陡峭高地，俯瞰珍宝岛一览无余，距离不过一二公里，炮兵可以直接瞄准射击，沈阳军区及时调来两个炮兵团部署在高地上，步炮密切配合，因而取得胜利。苏军伤亡较大，其边防军一辆受伤抛锚的T62坦克，苏联人怕被我军拖走，就多次用炮火轰击，不让中国军队靠近，结果轰塌坦克周围冰盖，使之沉入河底。后来，我军潜水员下水绑上钢缆，用四台拖拉机乘夜色把它拖上岸。这辆当时比较先进的坦克，成了我边防部队的“俘虏”，后来运到北京公开展览。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据事后了解，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此次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国防部长格列奇柯狂言要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他的主张未获通过。事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曾对熟人讲不能这么干，因为在向美国进行外交试探时，美方警告这样做要引发世界大战。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迅速升级。国内给使馆发来珍宝岛的历史归属和武装冲突实况的照片，小毛兴高采烈地张贴到使馆大门外两侧墙上的宣传橱窗里，不少来往的蒙古人，还夹杂着一些穿便衣的苏联军官，纷纷驻足观看。夜里，两个橱窗玻璃都被砸碎，照片被撕碎，其中被击毙的苏边防军上校照片，及中方缴获的苏军武器照片则不翼而飞。使馆马上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抗议，对方未给任何答复。


       西方媒体不久即透露，苏联军队领导层里，有一些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说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实施核打击，把中国打回到“青铜时代”，要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除了有关“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外，备战成为重要议题。会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全国一片紧张气氛。政府为战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苏联不甘心在珍宝岛的失败，8月13日，在新疆西部边境铁列克提的巴尔鲁克山以西地区，寻衅闹事。当时，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沿中国一侧向南巡逻；突然，从苏联境内冲出四辆装甲输送车，在两架直升机的掩护下，未做任何警告即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分队据守695.5高地仓促还击，寡不敌众，整排官兵除了一名被俘外，其余二十七人全部牺牲。铁列克提边防站本想派兵前去支援，但因兵力不足，而且695.5高地前出，与巴尔鲁克山麓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兵力难以运动上去而作罢。其实巴尔鲁克山居高临下，而苏方地形是一马平川，如果不麻痹大意，事前在山上预伏炮兵，对巡逻分队予以火力掩护和支援，可能战斗就会打成另外一个样子。


       中苏之间，党的关系决裂，国家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对抗。经过两次边境冲突，又出现了军事对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委托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及决策问题，并让外交部派熊向晖、姚广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九大”政治报告中，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峻估计，曾提到要准备苏联和美国一齐来，同它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同中国接触。因为美苏对立是他面临的严重问题，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他的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四位老帅的研究小组，从1969年6月到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初步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总理。最后经毛主席同意，形成了决策性的概念：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据说毛泽东把这简单归纳为：打击一个，缓和一个。


       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清楚：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几十年冷战对峙，相互保持着核威慑的“恐怖平衡”；美国正在设法从越战脱身，并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这样情况下，苏联如果同中国开战，一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将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仔细考量。

贾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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