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志愿军战俘的命运浮沉

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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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战结束后，大约有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

1958年的今天，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顾这群被胁迫去了台湾志愿军战俘的命运浮沉，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去台志愿军战俘的命运浮沉
志愿军战俘营里“国共内战”的结果，是6000余名战俘得以返回大陆，14000余名战俘则被载往了台湾（另有极少数人去了其他中立国）。现有史料已经能够充分证实，这14000余名战俘，大部分是受胁迫赴台的。按照停战协定，这些赴台的志愿军战俘应该成为平民，“获得自由”，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是个奢望。
战俘抵台后，首先被送往“心战总队”接受洗脑
台湾方面对战俘的迎接安置工作非常重视，由蒋经国亲自指挥。欢迎场面之宏大，媒体报道之热烈，自不必说；台湾方面更将1月23日定为“一·二三自由日”，以纪念1954年的这一天，首批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按照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所有志愿军战俘都应该享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大多数人赴台本身已属胁迫，抵台后大多数人更丧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权利，而只能被迫接受国民党方面所授予的“义士”的“荣誉”，进而加入国军。所谓“一·二三自由日”，其实并无任何自由可言。台湾方面其实也知道这种“自由”徒有其表，所以解释必不可少。“行政院长”陈诚在视察大湖、杨梅等地志愿军战俘驻地时，曾虚弱地解释道：“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自然，陈诚忘了同在台湾的胡适的名言：“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

欢迎活动结束后，战俘们被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岭接受洗脑。台湾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设有一个叫做“心战总队”的部门。该部门当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通过广播、传单等手段对大陆沿海军民实施心理战。赴台战俘中许多人是受胁迫而去，对台湾当局心存抗拒，故台湾方面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到了“心战总队”接受洗脑。洗脑的具体内容，据战俘赵英魁回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当局又发起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绝大多数战俘被集体“宣誓加入国军部队”

两个月的“思想训导”之后，台湾当局于1954年4月5日公开宣布：全体志愿军战俘“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在编入之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义士就业辅导处”曾对全体战俘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比较关键的几项数据如下：战俘总数14334人，其中21-35岁年龄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为大学者仅4人，无学历者6986人；军官、士兵比例为1:10。这些调查资料，直接影响到了台湾方面对战俘们的分配调拨。

“就业辅导处”制定的志愿军战俘“志愿加入国军”的门槛是：16岁以上40岁以下；体检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结果，大约有12300人被编入国军，占战俘总数的86%；其余2000余人，有1000余人因为年龄不合标准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还有1000余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编入国军，是体检不合格，还是政治有问题，或者死活不愿意参军，则不得而知；其具体去向，也尚无统计资料披露。

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里被强制刺字，以断绝其返回大陆的后路

为便于消化，每个军事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战俘具体待遇视其文化程度而定
为避免志愿军战俘的思想对台湾国军士兵发生影响，战俘刚刚抵台，“就业辅导处”就向“国防部”呈报过《请通饬各部队严禁与义士相接近由》的文件，禁止国军部队与志愿军战俘接触；战俘们在“心战总队”接受完洗脑后，台湾方面对他们的思想倾向仍不放心——后来确实有个别战俘铤而走险想要偷渡回大陆——他们先是被编入新兵营接受基本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被“个个击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个具体单位，原则是每个单位只分配一个战俘，如此来保证战俘们被孤立后能够迅速“融入”国军。至于部分被分配到军事单位但始终心怀不满的战俘，则多被送往特设的“反共义士感训团”接受二次洗脑，俟政治思想合格后再返回军队；仍不合格者则有可能被送往“火烧岛”监禁关押。

至于战俘们参军后的具体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响比较大。陈诚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很重视专门技术人员，为这类公职人员制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许多；军队系统也不例外。战俘们进入新兵营后，经常被鼓励去考取各种技术类的特训班以及各兵种的专业学校，有一定文化的战俘因此受益颇多。至于那些文盲、半文盲战俘，则大多被分配去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虽然有按“年资加俸”的优待，但境遇与有文化的战俘比起来，就远远不如了。尤其是退伍后，许多人只能干些底层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较困苦。当然，最实际的，还是1954年10月5日通过的为国军士兵制定的《授田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每个退伍的战俘将被授予年产两千斤稻谷的田地。只是台湾田地本就很少，等轮到这批“义士”们授田时，已经无田可授，最后当局选择以发放与田地价值相当的现金作为补偿。

1954年2月到11月，台湾当局组织各种“义士访问团”在国际上到处活动

虽然陈诚曾慷慨激昂地演说战俘们的赴台“解决了台湾的兵源问题”，但台湾当局更看重这些战俘们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所以，一方面战俘们被强迫参加国军，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士访问团”，到处“出访”。

1954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义士访问团”主要局限于访问台湾本地各县、市以及各部队；从4月份开始，“义士访问团”开始被陆续派往海外。参加访问团的战俘，主要是原战俘营里会英语的亲国民党骨干，这些骨干分子，部分是原国民党干部或士兵，部分则是台湾派遣进入战俘营的特务，其实并不具备代表赴台战俘的资格；而且各访问团均配备有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作为“顾问”，以便监督。菲律宾、泰国、日本、越南、美国、古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曾多次留下“义士访问团”的足迹。“义士访问团”的海外访问活动的结束时间，大约是在1954年的11月。

战俘们退役后的命运，和退役的国军老兵“荣民”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随着战俘们的宣传价值与日俱减，他们与普通国军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战俘们从军队退役后的境遇，与普通国军退伍军人，也就是所谓的“荣民”们中晚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一方面是外省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就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另一方面，50年代出于“反攻大陆”的需要，台湾当局又针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特殊限制，如延长服役期限、限制结婚条件等等，导致“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全都成了问题，甚至激发为社会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蒋经国全盘主持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蒋经国主持“退辅会”不到半年，为“荣民”们先后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得以在此通过务农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荣民之家”，解决年老“荣民”的养老问题。1956年6月6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也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三年后建成投入使用，该医院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设施先进、专家阵容强大，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诊疗的首选。

婚姻是战俘最大的痛，桃园“义士之家”收容的光棍“义士”，一度达3000余人

或许是顾及到赴台战俘们的特殊性，一开始在台湾的桃园县曾特别修建有一所“义士之家”，专门收容那些退役后无力自谋生路又无处投靠的“义士”。后来，“义士之家”更名为“荣民之家”，战俘们和普通国军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与普通“荣民”一样，战俘们最大的痛不是养老与医保，这些问题随着台湾当局的政策已渐渐解决，台湾当局解决不了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桃园的“义士之家”所收容的光棍“义士”，就曾一度达3000余人。大多数战俘没有能够在台湾重新组建家庭。一些战俘为寻求一点天伦之乐，晚年甚至不惜花费全部积蓄迎娶脑瘫女子；开放大陆探亲后，一些战俘也曾幻想迎娶“大陆新娘”，但多数以被骗告终。

1988年，台湾当局正式允许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探亲，免费为其去除身上敏感的政治刺青

时间进入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荣民”们返乡探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87年7月，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11月，宣布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1988年初，又专门出台规定，允许《韩战期间来台义士得依规定前往大陆探亲》，规定认为：战俘们“与难胞一般均无问题，应无限制出境之必要，如有特殊情况可采个案处理”，不过，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义士”，“仍不得前赴大陆探亲”。

当年为迫使战俘们来台，台湾当局派往战俘营的特务们强行在绝大多数赴台战俘身体上刺有“杀朱拔毛”一类的口号乃至图案。这成了许多战俘们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开放返回大陆探亲之后，许多战俘因为身上的这些口号和图案而不敢启程。通过向当局呈请，“退辅会”决定由荣总医院进口一台激光扫描设备，通过激光手术，免费为战俘们去掉这些口号和图案，这种手术没有太大痛苦，去掉刺青的效果也不错，很受战俘们的欢迎。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一千二百三十点》，描写的就是两位志愿军战俘“王正福”和“唐大胜”在荣总医院消除刺青的故事。

1989年，大陆出台规定，允许被俘去台人员回大陆定居，承诺不审查追究其政治历史

1989年1月3日，大陆出台《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由此，战俘们不但可以返乡探亲，也可以选择回大陆定居了。该处理意见规定：

“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般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

结语

战俘冉宏图2004年从台湾回到大陆，选择定居在了远离故乡的宜昌，“他说其实在家乡，他觉着很难向别人解释他的身份，但至少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可以简单回答一句说我当年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皮肤上的刺青可消，但撕裂的人生再难复原。

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受到台湾当局组织的民众的欢迎

李晓宇

战俘的命运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