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华人的复杂关系

倾城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就微观而言，似乎已凋零萎缩；如果不是的话，它也已经被边缘化，再也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族群。因此在今时今日谈论“东南亚华人社会”，只能从历史的时空找回远去的足迹，放在现实世界中，其意义远不如前。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东南亚的国家中，华人社会已荡然无存，而是经过历史无情的变化，只剩下极少数的国家仍存在所谓的华人社会，其他的国家几不成形。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马来西亚仍广泛地使用“华社”的字眼。
而印尼的华社，泰国的华社乃菲律宾的华社，都已经褪了色，,光华不再。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华人占大多数（75%）的国家，由华人当政，也就没有所谓“新加坡华社”这样的名词。即使近年来，印尼有所谓“印华社会”，泰国有所谓“泰华社”再探出头来的“惊喜”，也成不了大气候。印支三邦及缅甸的“华社”基本上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甚至面目全非。不论华社在某些国家是否仍是一个强大的实体，自从今年发生美国911事件后，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华社”的未来前景和它在变化的社会中所遭遇的新挑战。这就是今天我针对研讨会的大课题“东南亚华人社会面对的挑战”提出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大问题，尤其对马来西亚的华社而言。无论如何，在我们进入探讨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对历史作一个扼要的阐述。

东南亚华人的形成
海外华人，是指来自中国的一个族群。
根据史书记载，汉朝时就有中国人来到东南亚。最早有史记录的是“汉书地理志”卷末，附有王莽派遣译使，往返黄支国（印度），间中途经东南亚地区。推算起来，大概是公元五年。到了唐代末叶以迄五代，华人流寓苏岛者已多，散居马来半岛，亦为数不少。如自称为唐人即为一口传证据。虽然如此，中国人移民海外还是一个很小的比例。直到宋朝（公元980- 1276年），商人阶层出现，通过航海贸易在中国沿海各省十分活跃，尤其是南部的福建人，广州人也不遑多让。
这就是说，华人向海外移动限于通商为主。13世纪元朝时中国移民较多迁往东南亚地区。16至19世纪（明清两朝），华人移民主要是移居到东南亚。19世纪，移民地区超过亚洲，甚至远至非洲及太平洋。而华人大规模移居海外，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第一次于1840年，第二次于1956-60）后。据估计，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人向外迁移人数约为1000万人，但也有人认为不止此数，应在2000万之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5。史家认为，中国人移居海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早期起源于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类人多数是小商人和自食其力的小贩。?中国历史上发生几次政治大动乱，造成几次海外移民浪潮。

由于面对封建压迫和民不聊生，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劳动人民出国谋生的趋势。近代移民海外的第一次浪潮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1851-1864），社会危机加深，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清算和压窄，以空前未有的移民飘流过海，另寻安身立足之地。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海外华人已超过200万人。第二次移民浪潮始于19世纪70年代因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而至甲午战争（1894-1895）及义和团运动失败（1900）为止，民族灾难加重，中国人民远走东南亚更是难计其数，海外华人增至700万左右。
第三次移民浪潮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而到失败为止，造成军阀擅权，政治腐败，内乱频乃，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不仅出国谋生的自由劳动者增加，而且被迫“卖猪仔”的“契约移民”也多起来。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为止，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从未间断，即使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仍有中国人移向东南亚，直到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这个移民浪潮才告停止。
相对来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移民数目只限于个别情况，不再是一种浪潮，更谈不上是一种运动了。这就是说，战后以来，南来的中国人已在东南亚形成大大小小的族群，特别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乃至汶来落脚。当然这与各别国家的当时需求大有关系。至于在印支三邦与缅甸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异，移民遭遇变数最大，乃是始料不及。

华人身份的转型
迁居海外的华人，原先是被定型为中国人，却被清廷认为不属于良好公民。清朝在1727年颁布一项政令把海外华人归类为不良份子，认为如果让他们无限期在海外居留便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使更多人有样学样。直到鸦片战争（1840年）后，西方的船坚炮利闯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透过“苦力贸易”，大批华工在1845年至1874年间被运送出境。在西方列强英国和法国的压迫下，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准许华工自由出境。后来清廷意识到海外中国人对朝廷的重要性，尤其希望借助海外中国人的经济力量和爱国意识来为清廷效劳，因此决定改弦易辙，从敌视海外中国人到保护和利用海外中国人。例如1877年清廷在新加坡设立第一所领事馆，委任新加坡著名侨领胡亚基为首任领事。

到了清朝末年，清廷在国外共设置了46个领事馆。同时清廷也致力在海外推动华文教育，鼓励设立中华总商会，以劝导他们回国投资。1893年，清廷正式解除海禁，允许人民自由出入国境。另一方面，当海外中国人“衣锦荣归”或因受感召回国时，却遭到清廷的下级官员，与土豪劣绅相应勾结，向他们进行勒索和敲诈，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致使他们视归国为畏途，从而滋长在海外定居的决心。这一大批海外中国人对清廷的阳奉阴违政策大表不满，加上深恶痛绝清朝的腐败，纷纷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充份地体现了海外中国人的爱国情操；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将海外中国人视为“华侨”，意指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华人，他们在一方面被视为中国公民，又在另一方面承认们们的侨民身份。久而久之，海外中国人因存有永久定居在海外念头，不再以“落叶归根”为选择，其身份也就被定为“华侨” 。孙中山在搞革命时，甚至形容“华侨为革命之母” 。这一形容词有其夸大性，因为真正推翻清朝的力量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各个反清武装和民间力量，海外中国人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因为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主要份子经常在海外辗转奔波，得到海外中国人的关照与支持，对“华侨”特别好感，才有这样的溢美之言。他也承认海外华人的双重身份，既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介入中国政治改革运动；又可以用侨居的身份，参与当地的政治与经济活动。虽然“华侨”一词在清光绪24年（1898年）出现于日本横滨华商创办的一所学校取名为“华侨学校”，但真正把海外中国人当成“华侨”的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华侨一词从此就被广泛应用，即指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正是这一因素使然，当中国在1937年爆发七七卢沟桥事件后，马上激起海外华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地反抗日本的侵略。

不论是赈灾筹款或自动请缨上战场杀敌，已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思潮，情绪比起支持辛亥革命更有过而无不及。海外华人的支持中国抗日，自然也成为日本蝗军的眼中钉。当日本的蝗军铁蹄残踏东南亚国家时，华人成为首要被对付和残杀的对象，这种惨景在马星尤为惨烈和悲壮。海外华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抗日。一条战线在本土组织抗日军，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抗日军事力量最为浩大；另一条战线远赴中国参加和支持抗日，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战后掀起的国共战争也把华侨深深卷入其中，有分成支持国民党派的，也有支持共产党的。前者以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商家居多；后者则以左派思想及劳动阶级为多。两者间的针锋相对也反映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即使是1949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海外华人仍然存在著国共两党思潮的斗争，而不论他们支持那一方，还是摆脱不了中国的情意结，也没有否定本身是中国人。究竟海外的华人什么时候由“华侨”的身份转型成为“当地的华人”？这种说法在历史界中存有分歧。研究东南亚华人史的权威王赓教授认为根据1955年万隆会议后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侨民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便主张华侨史之研究应始于1900年而止于1955年。所谓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首长会议，中国总理周周来亲自赴会，并为海外华人的身份作明确的规定。
根据同年4月22日中印签署的“关于双重国籍身份的条约中”，指明入籍当地国的华人，已失去中国公民的身份，且要效忠所依的国家。这在法律上来说是不再拥有双重身份的海外华人。但王赓武这种观点是受到挑战的。很明显的，那个时期马星尚未独立，双重国籍之说并不存在。厦门大学的陈碧笙教授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把华侨分成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并未有太大的争辩，但后一个时期指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1年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为止也是具有很大的争议。

综观各方歧见，华侨的身份转成华裔的身份应是在六十年代具有雏形，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80年初期似乎已被肯定和确定，不单在法律上，而且在政治上已为海外华人定型。至于实质的情况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表面上并无大争议。因此吊诡的是，不论是中国共产党或是国民党，并没有随著时局的变化而对海外的华人的转型作出明确的标签，同样以“华侨”的心态看待海外华人。
国民党即使在1949年被迫撤守台湾，侨务政策并没有改变。除了坚持是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代表外（美国让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直到1971年止），也坚持海外华人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侨民，不因为海外华人入籍所属国而有所改变其政策。为了确保台湾在海外华人的“代表形象”，从1950年至1960年的10年间，台湾从海外吸纳14000余名华人子弟到台湾受教育，并提供优惠的措施鼓励更多海外华人的到来。它的明显的政治动机是在思想上灌输海外华人对国民党的认同和对中共的否定。台湾的侨务委员会至今还保留著，或许组织功能经有所改变，但它从未放弃通过这一组织来影响和争取海外的华人。中国方面，一向以来重视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贡献，只是为了顺应周思来曾于1955年正式摒弃“华侨”的旧定义，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切断与海外华人的任何特殊关系，才有条约的签署，以安东南亚各国政府之心。不过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一直存在著微妙的胶著关系。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严格执行所谓的条约。
比如当1960年印尼发生排华浪潮时，大批印尼华裔就被迫离开家园，而被安顿在中国居住。1966年印尼流产政变，苏卡诺倒台，苏哈多上台那段期间，更发生严重的排华事件，致更多印华回到中国，中印两国也断绝邦交20余年。这种意外变化，已不能根据万隆精神处理，显示了中国在对待海外华人方面采取了灵活性的措施。还有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中国内部，那就是1966年掀起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运动达到高潮时，中国基本上已废除国内外一切有关华侨事务的部门和机构。所有因为海外联系的归侨，都担心被冠上“里外通敌”的“罪名”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中国官方已没有所谓“侨务”组织和政策。中国忙于内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过，此举不意味著中国与海外的联系被完全中断，反之因为极端思想的影响和输出，也给海外华人带来一定的冲击。
凡是具有左倾思想的海外华人，莫不深受文革的影响而走向街头和采取激烈的手段，以展示对文革的认同和对亲西方当地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文革也引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受到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担心与中国建交后，遗留下来的华人问题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大负担。因此东南亚的国家当时一直强调是国与国的交往，不涉及民间的交往，以防止华人政治意识有所转变。这种矛盾交集的心态要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慢慢地缓和下来。文革不仅是中国人民告别悲剧的一个标志，也是海外华人重新思考左派激流的一个转捩点。正当“文革的狂潮”被压下后，取代“四人帮”的新领导班子又恢复了某些旧秩序，包括侨务政策。

王赓武说：“自1979年以来，在刮起一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疾风中，华侨问题又重新处于显著的位置。” 11顺著这一发展，中国又再恢复其侨务政策，重新出发，以和台湾的侨务委员会力争海外华人的心向。而在海外的华人，却不断努力刷新其身份和地位把自己称为华裔，不再自称为“华侨”，更将“唐人”变成一个历史名词。这之中的不同观点反映出海外华人的政治和文化意识有别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后两者还为“侨务政策”大加宣扬时，海外华人已和侨务政策的差距越来越远了。中国政府是在80年代初期重新重视侨务委员会。
南方省会的大专院校及政府机构掀起的“华侨研究热”，展示了中国有意将侨联组织与海外华人团体重新挂钩。1981年，由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出版的“华侨论文集”中，就有一段由廖钺执笔的代序中这样说：“华侨是中国的公民，他们的历史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份。”这在潜意识中尚未能完全划清海外华人与中国人的界线。因为侨务政策的抬头，致使中国政府在1985年左右，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在鼓励外来的投资时，希望由海外华人带个头并在合资上起领导作用。可惜这一政策并不十分成功，终于促使中国再度调整其对外经济政策，以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直接争取外资而不论是否有海外华人参与其中。
在90年代初期，也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我们看到中国采取较为务实的政策，不再基于政治因素，而是基于血缘关系和经济利益鼓励海外华人与中国加强联系，各地的宗亲与乡会的回归祭祖自然而然蔚成一种风气。这之中不变的是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情谊割切不断；有变的是海外华人已不再被视为中国人，而是各所在国的公民了。无可否认的，不同的公民身份并不能阻止感情的交流，正如欧洲人分成许多国家的公民，但却可以水乳交融。这正是今日我们看到的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的微妙之处。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
所谓东南亚国家，我们可以拿东协（或称东盟ASEAN）的成员国作标准。这个成立于1967年的组织，原先只有五个成员国，如今已增至10名，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另加上汶莱、越南、寮国、柬埔寨和缅甸。当我们提起海外华人，一定要特别重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泰国，因为它们有最多的华人，也有华人社会的轮廓，只是范围大小不一。以下的图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东南亚的华人情况：

列号 国名 华人（包括同化或入籍）人口 占总人口比例
1. 缅　甸 60,000 约1 %
2. 柬埔寨 200,000 约3 %
3. 寮　国 6,000 不到1%
4. 越　南 1,000,000 约2 %
5. 汶　莱 50,000 约15 %
6. 印度尼西亚 6,000,000 不到3 %
7. 马来西亚 5,500,000 约26 %
8. 新加坡 2,300,000 约占75 %
9. 菲律宾 1,000,000 约2 %
10. 泰　国 6,000,000 约10 %

(以上部份资料取自中国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憩中心网页，公元2000年及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但由于华人人口不易统计，因此数目只能供作参考用途，不一定准确。)史料显示，海外华人大部份从陆路进入所住国的有越南（北方）、寮国、柬埔寨、缅甸，而通过海路进入所住国的有越南(南方)，菲律宾、新加坡、汶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曾经过走社会主义而又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是越南、寮国和柬埔寨。

这三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国家，备受连年战乱之苦，虽非海外华人之首选，早期也有不少人移居其中。而越南关系比较特殊，在公元前111年时，是汉朝的郡县，直到公元939年，越南才摆脱中国的控制。到15世纪，明朝又曾征服20年之久，公元1427年再恢复独立。它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也可追溯到胡志明在对抗法国侵占南时（1885年）算起。胡志明曾在中国住过一段长时期，也召募许多华人参与反法运动。1954年胡志明打败法军，控制了北越。接著南越由美军顶上，胡志明在中国的支援下，与美军打一场长期游击战，一直到1975年迫使美军撤离，解放南方，统一了南北越。过后越南与中国交恶，又出兵侵略柬埔寨(1979年)，造成伤亡无数，更掀起反华浪潮，华人纷纷逃离。1978年至1989年间，大约有100万人逃离越南，其中60%是华人。
从北越返回中国的也有20万人之众。1979年中国挥军攻打越南，以“教训”越南的“背信弃义”，直到90年代，中越关系才逐渐好□回来。华人在乱局中不论是否已经归化或同化，在越南已是大大减少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寮国和柬埔寨的身上。例如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寮国与越南同一鼻孔出气，公开反华，竟有90%的华人逃离寮国，使原本有65000名华人在顷刻间锐减到5千余名，惨不忍睹。到了1986年后，中寮关系才见改善。柬埔寨在1975年起由红色高棉掌权，波尔布特实行单一种族政策，华人遭池鱼之殃，相继逃亡。在四年之内，华人人口由40万缩减一半。极端的共产政权如斯对待华人时，竟又与中国友好，令人啼笑皆非。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波尔布特政权，也是高举反华的旗帜，华人又再次逃到泰国或成为船民，直到1986年越南撤军，柬埔寨几经挣扎，逐步恢复秩序，华人的生活才有了一定的保障。如果从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排华运动来看，它与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关系，症结在于这个地区一向来视华人为外来的族群和经济的占有者。可是排斥华人的后果，却是导致国家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

在今天来说，所谓“华人社会”在印支三邦已经发挥不了昔日的作用。缅甸的情况也没什么两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结束时，华人有近20万人。1967年，缅甸发生激烈排华运动，死伤无数，商店被抢一空。这虽然与中国的文革(1966年起)有些关系，导致缅华参与反政府运动，但直接的关系是缅甸军人政府怂恿群众向华人开刀，以转移人民的视线。1982年，缅甸再度立法歧视华人，迫使华人向外迁移，华人人口又再减少。如今缅华也不过是数万人之数。除此之外，在泰国和菲律宾的华裔大多数已归化成为当地公民；尤其是泰国更是被同化，能够操华语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在唐人街，也都是同化了的华人。比较之下，这两个地方的华裔尚能勉强有所谓的菲华社会及泰华社会的影子。若和全国人口比较，又是少数的一群。尽管有迹象显示菲华和泰华在近些年来得到较好的对待，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只仅于血缘和生意上的往来，在政治上是挂不上钩了。
不过，近些年来是有小部份的新中国移民闯进泰华社会，有助于重新恢复泰华的文化传统。至于新加坡，因为是华人掌权，且都以新加坡公民身份自居，自然不需要划分华人社会，况且人口也占极大多数。新移民中，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汶莱传统上是一个闭门自守的王国，总人口不过20余万名，一向与世无争。即使华人人口有15%之数，也生活在平静和不成为斗争的对象。所谓的“汶莱华社”只限于本土内，未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关系。印度尼西亚虽然在很早的时候已有华人定居，而且人口急速增长到六百万，可以说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多华裔聚居的地方，不过若与印尼的二亿人口比较，华人也只是占了可怜的3 % 不到。

尤有进者，印尼在1945年取得独立后，就断续地发生排华运动，而且实施强制的同化或歧视政策，使到华人如惊弓之鸟，远离政治为妙。印尼华人最不安的时刻是当印尼内部发生政治摩擦矛盾时，往往以华人作为开刀的对象。最令华人痛心和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66年苏哈多上台后，对印共大开杀戒，断绝与中国关系，华人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经过血泪交加的逼害与排斥，印尼华人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自告奋勇参加政治斗争。他们无法在回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唯一可发挥的是在经济上一展身手，可又担心太过显眼，惹来麻烦。

1998年，随著实施铁腕政策的苏哈多政府倒台，印尼华人似乎得到宽待与”解放”，可以庆祝传统的节目，可以公开学习华文华语，也可以从中国引进师资和文化人才。不论他们是否已经归化，印华社会经有复苏的现象。但意想不到的是，在911事件后，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又再走向街头，其中有蠢蠢欲动的原教旨主义份子。如果这股势力得到滋长，不能不说是印尼华社的新隐忧。无独有偶的，马来西亚也是面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抬头的威胁。虽然这股势力已被压制，但国内的两大马来人政党巫统和回教党在竞相取悦回教徒而开展回教国
之争，不啻为911事件后的另一个政治焦点。

以东南亚国家来看，马来西亚是最具体和较为完整保存华人社会的一个国家。华人虽然曾经历1969年的513惨痛教训，但30余年来，种族的关系算得上维持在和谐之中。只是今日又面临伊斯兰教浮现原教旨主义，强调古兰经至上的运动方兴未艾，对于已面临诸多问题的华社，实在是一个警戒的讯号。

当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不难从中发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包括与东南亚的华人存在相当微妙的关系。以下的几个发展方向和“历史教训”的事件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二：不论是中国的或台湾的“侨务政策”，在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形成一个不相称的架构，造成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对华人的“效忠”具有戒心，甚至在思想上怀疑“海外华人”倾向中国，乃至有“亲共”的嫌疑。
尤其是转入八十年代，台湾的“侨务政策”已抵不过中国的“侨务政策”的影响力。直到90年代，人们才看到一个平和的中国活跃于世界舞台，不再“输出革命”，而是朝向资本主义化或套用中国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策”发展（马共于1989年与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放下武器，结束斗争）。?尽管中国口口声声一再重申（1955年和1980年）否定华人的双重国籍，但当东南亚国家发生排华事件时，中国则义不容辞收留他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印证“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切断的（是不是“侨务政策”发挥了作用，有待研究），不致使被迫离开家园的海外华人成为“苦难的船民”。我们从这里发现否定双重国籍的条约并不适用于紧急状况时期，很难要中国或台湾全盘否定海外华人的身份和地位（历史因素使然）。?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中国原以为通过政治可以使到东南亚的国家善待“海外华人”，特别是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越南、寮国和柬埔寨就否定这一点，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将华人视为俎上肉，高举反华大旗，以转移国内的矛盾，无视于同样的社会制度中的“同志情谊”。这充份说明了不单是反共的国家对华人有戒心，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领中国援助之情。
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不再沿用政治路线来搞好睦邻关系，相信与此有关。?如果说种族主义在东南亚已不是重点，那么新的挑战将会是来自宗教的激进运动，尤其是美国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及西方国家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不幸触怒了伊斯兰社会，并给原教旨主义者掀起“圣战”的借口，则对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将带来难以捉摸的变化。还好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并在多年来不扶持宗教势力的增长，因此即便发生原教旨主义的狂潮，也不能把矛头指向中国，当然不会也不应该借故打击海外华人。

在伊斯兰的世界中，共产主义是无立足之地，苏联于1979年攻打阿富汗，扶持苏联式的政权失败即为一例。在1989年苏联宣告解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加盟国纷纷独立，如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等即为二例。最大的失败是印尼在苏卡诺当政时，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可容于伊斯兰教中，并允许印共坐大，结果是惨遭灭党之灾，是为三例。资本主义基本上可以被溶入伊斯兰国家中，只是近年兴起的原教旨主义，又企图挑起对美国的仇视，造成西方国家对这种极端教派忧心忡忡，力图克制这一势力抬头。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看来还是被大多数走温和派的伊斯兰国家接受，如今中国向这方面过渡，也足以缓和并抵消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本来21世纪，由于中国崛起，东南亚的华裔在民族情感上能够拾回远去的联系和开拓更多的经济合作与文化教育合作的机会，如今911事件搞乱了政局，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世界的新秩序。这虽不像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而是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原教旨主义从阿拉伯世界吹向东南亚，但东南亚的华裔（绝大多数不是穆斯林）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面对局势改变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侨务政策”的考验。中国在此瞬息变化的时刻，如何幅射其影响力，使海外华人具有安全感和一代传一代和睦生活在所居住的国家，又在经济和情感上作正面的联系，也是一个新挑战。也许中国政府调整其侨务政策和策略并展示其无神论的对各宗教宽容的时代已经到来。

佳吉祥

把根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