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曲折婚事 周秉德讲述“红墙内”的青春(组图)

倾城

周恩来在兄弟3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一个中午，记者如约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精神挺好的周秉德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周恩来与周秉德 （资料图）

　　首进中南海 第一次与伯父见面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六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周恩来与周秉德 （资料图）

　　1949年上半年，已在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爸爸，在同伯父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了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周恩来夫妇与周秉德三姐弟摄于中南海 （资料图）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回来了。他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见到我，他亲热地拉到他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我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周恩来家庭照 （资料图）

　　伯父伯母待自己像女儿一样

　　当时，伯母不在，她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先生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我随伯父到北京站去接伯母。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父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叔叔把夹在人群中的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我随即向伯母问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周秉德家庭照 （资料图）

　　我住在书房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平时我不是经常能见到伯伯，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我往往呆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不多时，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我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我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周秉德青春照 （资料图）

　　周恩来批评侄女“浪费”

　　那一年秋天，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兰色咔叽布小西套装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咔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周秉德青春照 （资料图）

　　周秉德忆伯父舞姿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周秉德与沈人骅结婚照 （资料图）

　　伯父拒绝过继大妹 不让小车接送子女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周秉德与沈人骅 （资料图）

　　职业选择 伯父对“我”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又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周秉德 （资料图）

　　受苏联影片打动 想当“乡村女教师”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我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周六，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伯母一听我“宣布”的“决定”，很欣慰地对我说。接着，她又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秉德 （资料图）

　　主动放弃上师大机会

　　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太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我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我意识到我们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我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18岁的我加入了党组织。不久，我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周秉德 （资料图）

　　扎扎实实工作在基层 从不暴露与伯父关系

　　然而，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我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我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我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我没暴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我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周秉德 （资料图）

　　婚事曲折 伯父建议“晚婚”

　　我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伯母提醒我：“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伯父用现身说法来也启发我，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各自扬镳。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当时，我发现，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更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我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我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我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周秉德 （资料图）

　　大龄“剩女” 恋情因政治时局几次搁浅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很明显，是要介绍给我。伯父一听介绍，很高兴，吩咐卫士叔叔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那是困难时期，他此举不仅是表示预祝，也是让我们藉此大快朵颐。但又由于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伯母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得断这门亲事。”真的，有缘无分，我没法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大局，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周秉德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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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青年军官沈人骅喜结连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的，我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四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我知道伯母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了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接受了这礼物，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伯母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新婚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伯母的关爱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周秉德 （资料图）

　　最后一次见伯父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但为了让我劝说伯父积极配合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的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作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周秉德 （资料图）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他当时气色还可以，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但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恒。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再回到西花厅，我却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也溘然长逝，留给我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们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来源国际在线)

边防五师向中源

周秉德 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