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罗俊华1 于 2016-6-27 17:11 编辑
一位参战女兵的回忆——我是参战者
作者：北京老兵
整理:老哥
一、探家归来
我原是陆军41军158医院的一名护士。
1969年12月我过完16岁的生日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开始了我这一辈子直到退休的军旅职业生涯。 1978年9月的下旬，是我提干后的第三次探家。我的家住在北京，每次探家的时间只有20天。 归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当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人回到我工作的所在地——广西柳州的时候，已经是10月中旬。 我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每次探家后回到医院，我都会很想家，想爸爸妈妈，想弟弟妹妹。这次探家回到医院，想家的心好长时间都没能放得下。 那时没有条件打电话，只能书信往来，我每周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同时也能收到爸妈的来信。正当我还在想着家，想着下一次的探家，12月13日，我们医院接到了上级的一个紧急命令，要组建一个野战所。 军令如山，刻不容缓，部队要打仗了！
二、整装待发
接到命令的当天，我们医院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同时，医院从各个科室抽调出了许多人员，急速组建野战所。 此时的158医院，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医护工作者，大家纷纷向上级递交《决心书》和《请战书》，有的同志甚至还写了《血书》。 12月14日，野战所组建完毕，成员由体魄健壮的人担当，首选的人大多是尚未成家的单身男女，风华正茂的我，被理所当然的列入了第一批成员的名单中。 野战所成立后，各种组织动员、思想动员、讨论表态、形势报告等会议的召开，使大家在短时间内，从思想到认识上都达成了一个高度的统一，也更加坚定了大家积极参战的信心与决心。 与此同时，各专业小组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医疗设备和药品物件的筹备工作，打包、装箱、编号、造册等事项在一件件地准备和落实。
成员们的私人物品也在进行着整理。每个人都要填写一式三份的格式清单，包括物品的名称、数量、拥有者的姓名、家庭住址等。一份自己保存，一份交营区留守人掌握，一份交医院管理。
12月15日，野战所由74人增加到84人。医院全体人员行动起来，大家开动脑筋，设想和制订在战地救护中，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张罗着在战场恶劣条件下所需的各种物品。 12月16日，医院接到了上级关于我们野战所随时准备出发的指令。当晚，行动便开始了。 这是一个乌云追月的晚上，飕飕的冷风在冬夜里显得格外的刺骨逼人。 在医院的大操场上，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整齐地排列在操场的两旁，我们野战所的全体成员精神饱满，听从号令，整装待发。操场的四周站满了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本院同事、家属和孩子，以及住院能走动的病号。 12月17日零点，我们的车队停在了柳州的一个路口，等待将要到来的大部队。 凌晨3点，随着阵阵强大的车轮滚动声由远而近将寂静的夜冲破，我们的车队紧随41军的司、政、后等机关之后，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向广西的南面挺进，正式拉开了中国部队“拐捌幺两行动”的大幕。
三、向南开进
在我们这个野战所的84人中，有40多人是未婚的女姓。我们大多数正处在热恋之中，有不少已经计划在1979年的春节期间结婚。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医院，踏上了通往边境线的道路，走向了热血燃烧的战场。谁也想象不到，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乘坐的车辆被绿色的伪装网整个罩着，各车的乘员按新组建的科室系列划分。每车共有四排座位，靠两边车帮各有一排，中间两排的乘员背靠着背，个人的行囊都搁置在各自的座位下。 随着车厢不停的摇摆，我的思绪将我引回到自己当兵9年来所经历的一切，眼前不断浮现出往日与战友们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大家在一起，同学习、同训练、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同嬉戏，那份惬意，那份欢乐，那份情谊，那份真诚，令人怀想。那时的我们，都很单纯。如今，我们将共赴战场，眼看着大部队马不停蹄、浩浩荡荡地向南开进，尤其是上级一直不允许我们给家里写信，让我们都意识到了眼前时局的严峻性，谁都没有了往日的那份天真。 一路上的颠簸和车内长时间的沉闷，我们的情绪免不了有些焦躁不安。部队根据具体的情况，有计划得安排必要的停歇，但每次的小憩也仅仅在5分钟左右，顶多不会超过10分钟。对于我们这些女兵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解决个人的应急问题了。
途中小休，关于解手的问题，部队一开始是有明确划分的。规定男的在车辆的前面，女的在车辆的后面。但让指挥员始料未及的实际情况是，每辆车上都有男有女，下车之后，男女相互就会碰头照面，弄得大家尴尬不已。
后来，上级将规定改成了男左女右，可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车队右边靠山的时候，女兵离车太近；当车队左边靠山的时候，右边又往往是开阔的地域。 在蜿蜒起伏的道路上，长龙一样的车队，到处都是部队。一到休息的时候，漫山遍野撒开的都是兵。我们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能隐蔽遮羞的地方，无疑是一件天大的难事。顾得左来顾不上右，管得了前面管不了后。大部队不等人，车队说动就会动，这可真的难坏了女兵们。 在摇晃与颠簸中，我们有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晕车问题。此时的我们，也只能是相互安慰和鼓励，咬紧牙关坚持着。 一路上，许多的部队都在向南运动，铁路线上也同样在忙碌着，各种战车和大炮在频繁的运送中。 白天，我们不停地行进；夜晚，车队停靠地方宿营。每到一处，都会有当地的民众前来欢迎和帮助我们。有的地方腾出学校的教室，有的地方腾空单位的办公室，甚至有的地方群众还让出了自己的家，人们在想方设法的为我们解决住宿的问题，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军民间的良好关系。 经过三天两夜的奔波，我们于12月19日的下午16点15分，到达靖西县城。我们的野战所，被安排在靖西县工会的机关院内驻扎。
四、驻扎靖西
县工会，坐落在一个不算太大的四合院内，房屋结构与传统的民居建筑，没有多大的区别。
院中有一块羽毛球场大小的空地，这是平时用于集会的地方。场地的正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错层平台，是往日领导作报告的主席台。这块场地，现在成了我们的露天礼堂、餐厅、课堂、会议室和救护演练的场所。主席台的两侧各有一间小房，是我们野战所的临时办公室。室内摆放有桌椅和一部磁石式摇把子电话机。小院的后面，就是我们的炊事班。 我们40多名女兵，被安排在院门上方的阁楼里就寝。这里原是工会的图书室，木楼梯，木板地，木门窗，木天面，木栋、木梁、木墙壁，屋内干净明亮。 大家上楼后，立即打开背包，铺设床位。铺位分成四排，靠墙的两边各铺一排，中间的两排头对着头，每排地铺挨个相邻，每个铺位在1米宽左右，室内留有两条通道。 因为是木地板，无论是中午还是夜晚，每当有人在通道上走过时，躺着的人都会随着地板的震动而同时晃动。好在我们每天都训练得很疲惫，所以任凭如何晃动，我们都照样睡得很香。 我们闲暇时，阁楼里别提有多闹腾了。我们在这个阁楼里一直住到6月6日才离开，除了有一个月我们在前线外奔波，其余的时间，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开战前，上级下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床军用毛毯、一张1米5乘两米的绿色塑料布，还有一双高腰玻璃钢防刺解放鞋。
紧邻工会不远的是另一个院子，这里是靖西县的机关幼儿园。战斗打响后，该园成了我们野战所的手术室和伤病房。这里也是我们女兵定时排队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
除了吃饭睡觉，战前的准备工作和训练是非常紧张的。不可缺少的时事教育、文件学习、局势报告、救护演练、枪械应用、实弹射击等活动，一刻都没有停过。 为了战时军人少流血、少牺牲，我们互相间每天都要反复变换着伤员与卫生员的角色，一切训练都从实战的要求出发，每一项训练科目都极其的严格、严肃和严谨。 我们从老乡的家里买来一条狗，并在其身上进行气管的插管练习，实施肠吻合的手术和静脉切开术操作。凡是日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尽可能的设想出来并进行实践。最后，当这条狗被送进炊事班当伙食的时候，肉中那浓烈的乙醚（麻醉剂的）味道，让我们吃得难受极了。 1月14日，上级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158医院紧急再成立一个野战救护所，定名为二所。这样，我们原来的野战所便顺理成章的被称为了一所。 二所共有82人，这样，我们158医院的参战人数，就有了近170人。与我们一所不同的是，该所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有了家室的人。二所于命令下达的当天成立，不久便踏上了征程，并直奔到一个叫百合的边境小镇。
五、英雄触雷
在41军的侦查处，有一个参谋叫卢源泉，他的未婚妻曾是我们158医院的护士郭毅飞。
开战前，卢参谋曾多次带领侦察小分队，化妆到边界地区查探敌情。因为他与我们医院的人都很熟，所以他每次出发前，都会到我们所来与我们握手道别。 在他第7次要出征的时候，又来到了我们所。这次，他化妆成了和当地农民一个模样的人。一身的粗布衣裤，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一脸的黝黑还蓄着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让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这次的出征，他的小分队成员不幸踩中了越军在边境线上埋下的地雷。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他被炸成了重伤。 当我们所接到前方发来的救援信号后，急速派出了一名姓江的护士，乘救护车星夜赶往30多公里的边界，将卢参谋火速拉回到靖西。
“卢源泉被地雷炸伤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所，我们都震惊了。当我们看着被推出手术室的卢参谋那满脸的创伤和严重烧焦的皮肤，还有那缠满带血纱布和绷带的左小腿时，我们的心情无比地沉重。我们无法相信这眼前的场景是真的，一个走时还好端端的人，怎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为卢参谋做手术的是邱大元医生。邱医生是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在开战后到前线救治了许多的伤员。直到今天，只要曾经被他施救过的官兵们一提起邱医生，都会赞不绝口。
在这次的创伤中，卢参谋的右眼完全失明了，左脚掌也被炸掉。当时，卢参谋的未婚妻郭毅飞，完成医学院的课程后，正在江西九江的某医院进行实习，所以，关于卢参谋负伤的事情，我们全所的战友一时间还向她保密。
六、春节过后
转眼间，1979年的农历春节就到了。我们在靖西县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新春佳节。因为，这个春节对不少参战者来说，或许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2月15日，我们所接到上级的指令，命令所里抽出一部分人员，组成一支精干的前线手术应急小分队，跟随军前指一起行动。我是这支小分队中的成员之一。 大战在即，不容懈怠。我们紧张、有序地做着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人员、车辆、器械、药品等，样样都落实到位。 手术队共有三辆大车。一辆装着供应伤员的奶粉和蛋黄粉及备用床板，还有为烈士换穿的新军装和装殓烈士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另两辆车，则装载着各种手术器械和药品，以及压缩饼干、水果罐头、肉类罐头和队员的个人随身物品。 真的要打仗了。这对于我们从小到大没吃过苦、自幼就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女兵们来说，紧张的心情无法形容。尤其是看到卢参谋那血淋淋的伤势之后，我们受到的震动实在不小。
趁着还没出发，我偷偷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我牺牲，请求设法将我的尸体运回祖国。”写好后，我将纸条叠成一个小三角，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军装兜里。这张小纸条，一直伴随着我在越南境内的日日夜夜。至今，我仍保留着它。
七、清晨出发
2月16日的清晨5点30分，我们出发了。
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车队要从这里分开行动了。 我们手术队的三辆车，将向念井的方向开进。所里的其他车辆，则要拐入另一个路口，往北斗的方向开进。 战友们要分手了，这时候，大家纷纷跳下车来，握手、拥抱和敬礼。女兵们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几块糖，相互扔到对方的车里；男兵们也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可怜的几根烟，也扔到对方的车中。 车上、车下，大家眼含着热泪，挥手大声喊着：“保重啊！”“注意安全啊！”“保持联系啊！”那场面真叫感人，那情谊真叫诚挚，那喊声带着几分凄楚。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次的分手将意味着什么？也许，这就是一次生离死别前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下午15点30分，我们手术队随军前指到达念井。 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大，周遭几乎被大山完全环抱着。山峦叠嶂，林木葱茏，地势险峻，一条仅能容纳一辆大车通行的盘山路，蜿蜒伸向越南的境内。
到念井后，我们支起了两顶帐篷。一顶是给男兵住的，另一顶则是用于为伤员进行清创手术的急救室。我们女兵，全都住在卡车的车厢内。 每个车厢，平铺挤六个人。我们自己制定了规矩，晚上睡觉要一起翻身，不能随意搞特殊化。结果，有一名护士睡到半夜的时候想翻个身，便轻声对另一名护士说：“咱们翻翻身吧？”对方答：“刚才不是翻过了吗？”“刚才我不知道啊！”“那就别翻了，接着睡”。
2月17日的凌晨4点40分，我部队首先对越南境内发起了猛烈的炮火攻击。
睡梦中的我们，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我们赶紧在卡车里站起，看着铺天盖地的炮火把越南方向的天都映红了，我们的睡意顿时被一扫而光。 忽然间，我们听到不知是谁在大喊：“开战啦！开战啦！”不一会儿，炮声停了下来，枪声接着响了起来，跟着就看到有许多的中国军人冲往越南的方向而去。 上午8点多钟，我们听到有人在大喊：“有伤员下来啦！”我们立即跑到帐篷旁边，朝着越南的方向看去，远处有一些担架队，正往我救护所的方向奔下山来。 大家明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当即回身，着手迎接伤员到来的准备工作。然而，担架队没有到我们的位置，而是奔其他地方去了。随后我们才知道，只要担架队回到我国境内，都会有相关的人员引导他们的走向。而我们的手术队，并没有接收和救治伤员的任务。所以，我们只好乖乖地服从上级的安排，走回自己的帐篷内待命。
八、原地待命
2月18日，我们面前原本一直是车辆轰鸣声不断的地方，不知是何原因，所有的车辆都不动了，全部停在了泥泞的土路上。经打听才知道，是前方的道路不通了。因这条路是战前用推土机应急推出来的，本身就没有坚实的路基，加上下了几场雨，再被各种的坦克车、装甲车、炮车和弹药车、运兵车等辎重反复碾压，不堪重负的道路已经完全塌陷了。
2月19日，前进的道路仍未打通。穿插的部队早已上去，前方的战士一直在冲锋，可后续的增援部队和弹药物质等却运不上去，这可是一条生命线啊！再看看滞留在路上的士兵们，他们的补给都成了问题，除了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战士们开始在石头缝里或树根下接雨水喝了。
我们看到进出指挥机关的人员，各个都神情紧张，情况肯定十分严重。听说军前指为了打通道路，专门指派了121师的一名副师长亲自督阵。许多的战士从山上搬下石头填坑，到四处去砍伐树木铺路，还将自己的被子纷纷拿来垫在车轮下面，总之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路能弄通早一分钟，前方的战友就可以尽快得到增援和帮助。 前方在打仗，战士们在流血牺牲，而我们却只能呆在原地待命，无奈的心情真的是不好受。 几天过去了，烦闷中的我们每天都打开偷偷带出来的一台小收音机，围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相关报道。 2月19日，正当我们在听着广播的时候，忽然有一名战士气喘嘘嘘地跑进我们的帐篷里，通知我们手术队的负责人赶快到前指值班室去，说是有紧急的事宜要传达。我们大家立即猜测起来，那一定有任务下达了。
九、悲痛事件
不一会儿，只见负责人神情严肃地回到帐篷里。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问：“是不是要出发了？”得到回答“不是”。负责人说，因为我们在北斗的野战所收治了太多的伤员，忙不过来，上级要我们队必须派两名同志去进行支援。
说完，负责人当即点名要我们其中的两位战友去，一个是王护士，另一个是张护士。她们两个平时是最要好的人，所以，要派她们一同前往。但是，她们两个说什么都不想走，要求坚持留下来和手术队在一起。负责人听后发火了，情急之下大声吼道：“这是命令，你们必须无条件的、坚决服从上级的决定！” 她俩不敢耽搁，马上回到车上收拾自己的行装。上级很快就派车过来，将送她俩送走了。 她们走后，负责人才沉痛地告诉大家，王护士的父亲在2月18日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王护士的父亲名叫王子富，生前是41军121师的政治部副主任。 想起2月17日的那天，因为道路不通，王子富下车拄着一根指头粗的树枝，在泥泞的山路中向越南的方向步行。 每两年才有的一次探家时间，王护士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了。当王护士得知父亲要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前经过时，高兴的心情无法掩饰，她站在路边等待着父亲的经过。 终于，她见到了父亲走了过来。我们小分队的同志们都站在不远的地方，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这对父女的战地重逢，然后，再一起目送着这位父亲，一步一滑地走向远方。 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相见，竟成了他们父女俩今生的最后诀别。 王护士的父亲1943年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大大小小许多的战役和战斗。然而，如今他却倒在了曾经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战场上，年仅54岁。
得知这一噩耗，我们所有的人都哭了。一个50出头的男子汉，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话语，便静静地离开了自己最亲爱的妻子，离开了他最疼爱的王护士，离开了他最心爱的儿子，离开了家中只有8岁的乖乖小女儿。这个家庭，从此再也没有了慈祥的父爱，亲人阴阳两隔。 可怜的王护士，在她离开手术队的时候，对这一情况还一无所知。
十、走出国门
2月24日凌晨4点30分，我们整理行装，拆卸帐篷，离开念井，跟着打穿插的部队，开始向着越南的高平方向，纵深前移。 我们本来应该跟着军部车队的三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插进了随41军一起行进的增援部队54军160师的车队中间。 因道路拥塞，又是夜里出发，上百台的各种车辆见不到头尾。车队不许开灯，也不可能停下来重新编队，我们三辆车被夹在其中，与军部的车队至少拉开了有一公里的距离。 2月的南方，山里的气温早晚很凉。半夜里，山风带着浓浓的湿气，阵阵地侵袭着我们，让我们感到浑身发麻乃至刺痛。为了御寒，我们每个人都披上了雨衣，但急救箱和手术包等医疗用品，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 一路上，上级规定谁也不许下车，不许发出亮光，不许说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脸的凝重，耳旁只能听到车轮碾在路面所发出的“咔咔”声。偶尔，也能听到有人在路边尿尿冲击地面的声音。 车队走走停停，夹着我们前后的炮车和装甲车，时不时地停下来，朝道路两边的山洞轰炮，到越南境内只有三公里的路程，我们却走了整整5个小时。 翻过山梁，我们进入了越南的境内。这里的山路，相对平缓了许多。我们的车队，从越南的一个小村庄中间穿过，村子里死气沉沉的。在经过一个用篱笆围起的院子旁，我们看到了两具越南人的尸体倒在院子的中央，房子的面前，一个布娃娃被丢弃在门前的台阶之下。 过了小村庄，放眼道路两旁，山也寂静，田也寂静，只有山谷中回荡着我们车队中时不时发出的轰炮声。
临近中午，天气逐渐热了起来，大家把身上的雨衣脱掉。一辆接一辆的战车，在路面上扬起了漫天的尘埃，眼前的能见度极差，所有的人都是满脸的土灰，军装也早已不再是绿色的了。
十一、面对惨景
在“援越抗美”的年代，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舞蹈叫“竹签舞”，说的是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故事。女人们拿起刀来砍竹子，并削成尖利的竹签。这次在沿路的两边，我们看到了许多插在地上的竹签。但是，这些竹签不是对付美国的，而是用来针对我们中国军人的。听说，越南人在竹签的顶端，涂上了有毒的化学制剂，只要是扎伤或划伤人的皮肤，受伤的地方就会溃烂。
一路上我们还看到，在路面上和水沟中凌乱散落着许多物品，大多是我们战士们丢弃的领章、帽徽、水壶、挂包、腰带、铝盆、解放鞋、压缩饼干包装纸等；一些用竹子制作成的担架，竖靠在山脚的边上；山坡上到处都是枪支、子弹和手榴弹。许多地方喷溅有一滩滩已经变黑、凝固了的血迹，时而也能见到一些越南人的尸体。可以想象，在这个地方曾发生过一场硬仗，也曾伤亡了不少人，这其中，也有我们的中国军人。 在炎热的空气中，不时飘来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味道。这里面有狗的、牛的、马的、猪的，也有人的。有些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甚至爬满了蛆虫。腐臭的尸气，随着我们的呼吸直往肺部的深处钻，甚至让我们感觉到那些腐臭之气在通过我们的毛孔，往体内渗透直至进入血液之中。那臭气让我们三天都一直感到头胀和反胃。 眼前的一切，青山已不再秀美，田地已不再有生机。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阵阵恐惧与悲凉感。
战争是残酷的，这点毋庸置疑。在战场上，我们部队有专门的收尸队。烈士的遗体，如果是基本完整的，就装车拉回国内；如果已经被炸烂或高度腐烂的，在不好捡拾的情况下将就地焚化，然后再包起部分骨灰带回祖。
十二、悲壮经历
路上听说，2月24日的17点多钟，由于我们的一门大炮在标定密位距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炮弹落在了我部队所在的529高地上爆炸，将几名正在挖掩体的战士炸死。这样的误伤和非战斗意外减员，在全线的各个战场上都时有发生，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事情！ 2月24日中午，我们的车队在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向前推行。连续摇晃了7、8个小时的我们，人人脸上都堆满了倦意。此时，在我们的前方，迎面驶来了两辆大车。因道路太窄，我们前面的车辆都在主动避让，车速也很慢。 为了探个究竟，我们大家都打起精神瞪大了眼睛，张望着迎面而来的车辆。车到近处，我们才看清两辆车的全貌。 第一辆车的司机头戴着防毒面具，车厢里堆满了牺牲烈士的遗体。几乎每个遗体都是血肉模糊的，军装已经变成了黑色。烈日下，烈士裸露在外的肢体变得很粗、很胀，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发绿。尸臭味夹杂着浓烈的血腥味，随着飘忽不定的风向，朝着四面八方扩散。我们各车的战友全体起立，举起右手致以军礼，并目送着我们的烈士离去。 第二辆车的司机也戴着防毒面具，但车厢中装满的不是烈士，而是我们受伤的军人。伤员们因失血后还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或只是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战场包扎，所以，看上去精神都很差。这是受伤之人的正常现象，更何况他们经历了战场的生死拼杀，体力的耗尽和失血后的痛苦，显现出极度的疲惫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忽然，车上有个伤员在紧紧盯着我们的车看了之后，大声叫了起来：“女兵！女兵！”接着又有一名伤员站起来叫道：“看那！女兵都上来了，我们这些大老爷儿们还怕什么啊？”
显然，我们这些中国女兵在异国他乡的出现，对在前线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士兵来说，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鼓舞。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境外的战场上，还会有自己军队的女兵到来。 我们大家立即兴奋了起来，纷纷向伤员们用力地挥手，并不断地安慰他们：“不要急，振作起来，边境就在不远处啦！”“你们马上就能回到祖国见到亲人啦！”
十三、感情之水
正当我们在不停地鼓励着伤员们要坚强的时候，运送伤员的车猛然停了下来。车上的一名伤员试探地问我们：“有水喝吗？”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有！” 自从在战斗打响之后，越南境内的许多河塘、水渠、溪流、水沟，都被越南人投了毒。水，对于每个生命体来说都是极端宝贵的，尤其是在非常时期。实际上，在长时间的行进中，我们每个人水壶中的水，尽管一直在努力省着喝，但存留下来的水也已经相当可怜了。在面对我们最敬佩的伤员的时候，面对他们虚弱的生命，水的尊贵分量已自然朝向他们倾斜过去。现在他们需要水，我们这些医护工作者，理当义不容辞！
我们所有人都纷纷将自己水壶中仅剩的一些水，全都倒给了那些伤员们。对战友的那份情谊，纵然喊上多少句“战友万岁！”都不及此时无声胜有声。
尽管这次与回国的伤员们擦肩而过的经历，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中总会翻腾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不知姓甚名谁的他们，如今过得还好吗？
十四、高地之夜
车队经过通农县，眼前的城郭在战火中，已被夷为了平地，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宛如一座死城。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们的车队仍在继续摇晃着前行。车内再也没有可饮用的水了，大家只有根本无法下咽的压缩饼干。 为了不暴露目标，夜间行进的车辆依旧不允许开灯，整个车队行进得十分缓慢。 车队开着开着，我们就听到由远而近有熙熙嚷嚷的人群嘈杂声和吹哨声。车到近处，我们隐约看到了路两旁有大量的部队人员。有的在向前走着，有的在整理队伍，有的在路边休息。虽然我们看得并不太清楚，但从每一个模糊的身影中，我们都看出了一种现象，那就是疲惫不堪。 我们看到了一些倒在路边睡着的战士。不知前面是哪辆车不小心，轱辘压到了熟睡中战士的小腿，凄厉的叫声划破了静谧的夜空。 2月25日凌晨1点多，我们的车队在行进了将近20个小时之后，拐进了一个地名叫那民的山坳中，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529高地。 上级命令所有的车辆，原地不动等到天亮。同时规定各路人员不许下车，不许大声说话，不许使用手电筒。本想到了地方，能去找点水喝或弄点吃的，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了。 天上没有月亮，也看不到星星，眼前一片漆黑。大家悄悄商量下车去解决一下男左女右的问题，得到响应后，我们慢慢下了车。 因为不了解周围的情况，谁也不敢多走几步。憋足后的拉尿声，在寂静的夜幕下显得格外刺耳。
十五、艰难一周
到达529高地后，我们在卡车上相互依靠着，裹着雨衣在车厢里度过了出境后的第一个难眠之夜。 天亮了，大家下车看了看周围，那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山村。529高地的名字，或许是战争的产物。高地的周围一山连着一山，车队沿着蜿蜒的山路排成了一条长龙。远处零散着一些房屋，丢荒的梯田里看不到人烟。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山坳之中。 接到上级指示，我们手术队被分配在山与山之间的一个天然沟壑中露营。这沟里长满了各种灌木和杂草，下大雨的时候，这里是大山之间的排水沟。 在这荒郊野岭中，我们将要天当被、地当床了。 为了做好防范工作，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挖一个掩体（或是叫猫耳洞）。 女人，荒山，异国，露营，惶恐。这些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词句，现在都融合在一起了。 我们借来工兵用的小铁锹，在沟壑靠山的侧面上，掏挖起了猫耳洞。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猫耳洞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要挖个洞把自己藏起来，或是用来晚上睡觉。 我和张护士两个人合挖一个洞。我们轮流蹲在地上，用短把的工兵锹刨着，但不管如何拼命，总是一点劲儿也使不上。左一锹是石头，右一锹是茅根，正一锹又是石头，挖了半天也只能进去一个人的后背。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革命新实践。 睡觉的时候，两个人的头同时钻到洞里面，结果，整个身子还露在洞外。那真叫——顾头不顾腚！ 当初，上级规定我们只许带一件御寒的装备，或是大衣，或是毛毯，外加一块塑料布。 这下可好了，不下雨的时候，洞里也在滴水。山上的水，渗到土里再顺着树根滴进洞中，最后再落到我们的脸颊、眼睛、鼻子、嘴巴和肩上，好不舒服。雨下大的时候，我们没处躲也没处藏，司令部有两个参谋看到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给我俩借来一件四方形的“魔鬼”雨衣。我们找来一些树枝，将雨衣的四个角支起来，再在地上铺一张塑料布，然后坐在上面，感觉好了许多。 谁知道这天这雨，竟然会越下越大，雨衣中间的帽子因积水太满，忽然“哗啦”一下，厚重的雨水全都倒在了我们的身上。冷冰冰、凉嗖嗖、冻兮兮……我们时而可怜自己的凄惨都想哭出声来，时而却又看着对方的那惨样禁不住想大笑一场。 我们就这样，全身湿漉漉地坐在冰凉的水中，一直挨到天光亮。我们多么希望老天能出点太阳，帮我们把出来后仅有的一件军装给烤干啊！ 529高地，在我们到来之前，是123师的阵地。距高地的不远处，是我军的一个152榴弹炮阵地。我在前面提到的2月24日的下午，炮弹误落529高地的事情。 那一炮，123师通信科的张科长臀部被炸伤；接力技师赵大禹当场牺牲；另外死伤了几名是正在挖掩体的战士。当时，41军的张军长，就在离爆炸现场不远的位置上，所幸无恙。 我在高地的同事，第二天白天，仍然能看到地面上有炸碎的烈士残骸。 我不懂军事，战后总结不知是否找出过教训，毕竟是非正常地减员。 在529高地，我们露营了一周的时间。 战前上级作动员的时候说，3至5天就能结束战斗。所以要求我们一切轻装简从，除了身上穿的军装和必要带的水壶、挎包以外，只能再带上毛毯和雨衣。其它任何物品都不能带，包括笔和纸。 军部有一台给水车，除了吃饭，我们每天可以有一壶饮用水，其它用水都没有了。 我们每天都用装压缩饼干的空桶，去接从梯田流下来的雨水，接满后就等待沉淀，桶里的三分之一仍是泥浆。接到的这些谁，是我们每天清早用手来往脸上抹的，这就是洗脸了。战地中的女兵，只能将以前幸福的梳洗打扮，当做是一种美好的怀想了。
今天，我们已经想不起当时大家的容貌是什么形象了，但我们总觉得，或许，那就是战地之花的美丽吧！
十六、两个俘虏
我们手术队跟着军前指在529高地旁足足驻扎了一周。3月3日下午14点，我们又开始了转移。 越南的北部山区林密沟深，车队在崎岖的山路中谨慎前行。时而有部队徒步从我们的车队旁急匆匆走过。 16点30分左右，我们到达了那洋与左基的交界处，部队在那洋乡驻扎了下来。这是一处比较开阔的丘陵地带，平坦的地形无法掏挖猫耳洞。我们只好四处找来一些树枝和长短不一的木板、竹条，搭建起简易的窝棚支架，然后在顶上铺上我们的雨衣和一些用于伪装的茅草和树叶。 在驻地的附近，有一所乡级卫生院，我们手术队的全体人员对此都很感兴趣。可是，当我们走进卫生院之后才发现，卫生院里到处是空荡荡的。在前后两排简陋的房屋里，我们还能看出曾经摆放过各种医疗设备的痕迹。房子四面透风，各个方向的门窗都已被拆除。地面上零星散落着一些钳子、镊子、缝合针、胶布和纱布等普通的小物品，几个带不走的医疗器械已被砸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大家本想在这能找到一些医疗方面的所需用品，结果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营地。 有一回，我队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要我们派几名人员，前往某处去处理两名负伤的越南俘虏。我和张护士在廖医生的带领下，随着一名战士来到了被俘人员的面前。 这是一间不大的民房，有两名我军的士兵，荷枪实弹地站在房间的两旁，两个越南俘虏半躺半坐地靠着房中间的柱子。 经检查，一个俘虏属于小腿贯通伤，是子弹打的，但没有伤及骨头和血管；另一个是背部被子弹擦伤，也无大碍。我们只是简单地进行了清洗消毒、上药消炎、针线缝合等清创处理。 我们一边处理着越南俘虏的伤口，一边听着我们的战士含着眼泪的诉说。战争开始后，这两个越南人就一直躲到山洞里，当随身携带的食物用尽之后，他们便趁我部队离开时，跑出来寻找食物和水。可恨这两个家伙，竟然在我们负伤的战士身上抢水、抢压缩饼干。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战士还活着的时候，便举枪把我们的伤兵活生生的打死，再把我们战士身上的物品抢跑。战士说，他亲眼看见这两个王八蛋开枪打死我们受伤战友的。说着说着，战士就有要举枪。 进行手术中的我们，神经顿时绷紧起来，生怕克制不住情绪的战士真的会开枪，不长眼睛的子弹随时飞向我们的“手术台”。 战士们抓获这两个俘虏的时候，在他们的身上搜出了枪、子弹和手榴弹，还有两本《学生证》。《学生证》上各写着两个人的年龄，一个13岁，另一个15岁。 清创手术结束，一名不知是哪一级的干部进来，对着战士说：“去，给他们打点饭来，吃完好送他们走！”那名战士气呼呼地说：“还给饭吃？”看着那干部一脸严肃的样子，战士不再出声了，只好出去弄了两大碗饭来，放到俘虏的面前。两个俘虏知道饭是给他们吃的，立即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我一边收拾用过的手术器具，一边仔细地大量着这两个越南人。因为我长那么大，还没真正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外国人。我心里在想，这是外国人吗？又黑又瘦，眉骨和颧骨突突，嘴唇又大又厚，整个就像是没有进化好的原始人种，完全没有我心目中的那种外国人形象。 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在课本中读过关于越南是我们“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盟友。眼前的情景，让我怎么也无法和那些赞美的词句联系起来。这样的小孩都能举枪射杀我们的军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盟友呢？
等我们收拾完用具的时候，俘虏的面前只剩下两只被舔得干干净净的空碗。一名战士对我们说：“你们的事情办完就回去吧，这里由我们来处理啦！”说着，两名俘虏被押了出去。 我们离开房间，朝着营地的方向走出没多远，身后猛然响起了两声清脆的“啪啪”枪声，接着是远山回荡的余音。
十七、回到祖国
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越南的领土上开始全面撤军。 当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从2月24日9点15分，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土走进越南，说是跟在军前指首长的身边，然而，我们从来也没见过军首长，也看不到前指机关的内部，只能看无头无尾的浩荡车队，与自行搭建的简陋窝棚相伴。 在窝棚里，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偷听收音机；在窝棚外，我们能见到的就是战斗过后的血腥痕迹。我们每天谈的是我们会不会死在越南？会不会被越南人俘虏？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何拔枪自杀？或是大家在关键的时刻，抱成一团拉响手榴弹等等问题。这十天来，我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摸摸装在军兜里的那张小纸条。幸运的是，我们都还活着。
3月9日，我们跟着军部又转移了。上午8点30分，我们随大部队出发；9点48分，我们经过河安县城；10点35分，我们经过高平市；13点30分，我们到达茶灵。 3月14日9点05分，我们随大部队从龙帮口岸入境，回到了阔别了18天的我亲爱的祖国。
十八、难以释怀
在出国的18天里，我们手术队在没有接收任何伤员任务的情况下，一群年轻未婚的中国女兵，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中，身穿一套从不换洗的军装，不洗漱，不梳妆，不冲澡，不擦身，没有任何生理周期卫生的防护，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日夜夜。 这18天，虽然我们没有像广大一线指战员们那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在炮火下冲锋，在阵地上厮杀。但我们这些大多是在军营里幸福长大的娇娇女们，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战场的血与火和生与死的残酷场景，明白了战争给人们的肉体和心灵所带来的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抚平的创伤。我们看到了战争对生命的漠视，听到了伤员们发出的无奈呻吟，感受到了亲人痛失骨肉的痛楚。这些，都将成为我今生永远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 我们常说，我们挺佩服1979年1月份以后当兵的人的。因为，他们明知这时应征入伍，就是要去打仗的，就是要去赴死的，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军营，拿起了从没摸过的武器，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冲锋陷阵去了，进行了乃至延续10年之久的鏖战征杀。 用女性敏感的眼光看待战场风云，用女人细腻的感受领略战争狼烟，用女兵的心路搅拌残酷的视觉，我们能用的常规语言和文字总是显得柔弱无力。
女兵们平时看到一只不动的小蟑螂，都会被吓到大喊、大跳、掉眼泪，但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日子里，我们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并走到了一场跨国大战役的最后。
如今，每当人们谈起自己第一次出国旅游经历的时候，那西服革履，那满心欢喜，那说不尽的享受，都会令我想起我的第一次出国经历，那身绿军装，那双解放鞋，那个水壶，那只挂包和那些压缩饼干，还有那张小纸条。 我实在无法与别人攀比些什么，也不想去攀比些什么。30多年来，每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老电影”总会在我的脑海里重复地播映，“电影”里有无数的身影在大声地高喊：我是参战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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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8 23: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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