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最后的红军：谈抗战便激动 日本兵有啥子

显初

        图片记录中国最后的红军。（来源：解放军报，撰文：乔天富 摄影： 张军荣 盖旭辉 卓健 孙绍建 赖兵 乔天富 张宏 张锋 邓元生 张利东）陈棣华，106岁，陈棣华出生在湖南平江一个佃农家庭，租地主10亩薄地维生。有一年粮食歉收，父亲恳求地主少交两担粮，地主非但不肯，还放出恶狗咬人。母亲带着他讨饭、挖野菜草根充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农民运动，18岁时被选为村农会主席。1932年1月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多次死里逃生。淮海战役中他任团政委，部队遭敌上千发炮弹轰击，一发炮弹就掉在他面前，却是哑弹没爆炸。又一次，他坐在石头上看作战电报，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两腿之间，没爆炸，又是哑弹。

       刘洪才，102岁，1933年9月参加红军，在红31军93师当战士、宣传员。他在抗日战场上和日本兵拼过刺刀，一提打鬼子，他激动起来：“山西辽县战斗中，我当排长带兵守阵地，子弹打没了。日本兵嚎着‘呀！呀！呀！’杀上来，一个日本兵挺着三八枪对着我的胸膛刺来。老子一拨挑开刺刀，一个突刺，戳进鬼子的肚子。刚收拾了这个日本兵，‘呀！呀！呀！’又上来一个，老子又把他收拾了，缴了两支枪。日本鬼子有啥子，吼得凶。”

       向轩，86岁，他是贺龙的外甥，7岁参加红军。他说：“妈妈贺满姑英勇就义后，大姨妈贺英从监狱中救出我，两岁就教我打枪。1933年5月，贺英被叛徒出卖，中弹牺牲。临死前把我叫到面前说，‘找大舅，找红军，报仇！’我找到贺龙，就在司令部当了勤务员，长征中背着小手枪跟着部队跑。”向轩在解放战争中当工兵连连长。他说：“1948年参加荔北战役，率工兵连打敌人工事，用抛射法发射炸药包，用改装的土炮轰击敌人的工事，把敌人打垮。战斗中遭敌枪榴弹还击，我右眼被打瞎，脖子、背、腰、屁股、膝盖、右脚面等26处受伤，至今还有弹片在体内。”

      王扶之，96岁，红军时期参加打了3个比较有名的仗：劳山、直罗镇、山城堡。他从当营长至师长，指挥部队共打死、打伤和俘虏国内外敌人20000多人。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他任志愿军39军115师师长，设在山洞中的指挥所被美军飞机炸塌，志司宣布他阵亡，并为他做好了棺材。3天后，官兵发现从塌洞中飞出苍蝇，猜测可能还有活人，便继续挖掘，终于把他救了出来。王扶之把为他准备的棺材给了在洞中采访牺牲的人民日报记者。
                                                            

          黄玉荣，女，96岁，1929年，13岁的她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在中华苏维埃江西省政府妇女部任干事，负责支前、扩红、优待红军家属等工作。她自豪地说：“我还见过毛主席。”1934年10月，红军长征。途中没有粮食吃，跟不上队，部队动员妇女先回来，她就换了老百姓的衣服回到家。她身体尚健，听力差，但口齿清楚。她指着身后的房子说，去年冬天，“两红”人员危房改造，政府补助4万元，房子正在修。
                                                            

         张生荣，94岁，家乡在江西于都，他9岁参加儿童团，12岁参加红军，15岁时参加长征，在红一军团1师司令部特务连任号手。他说：“1935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四川石棉县安顺场，1团组织18勇士抢渡大渡河，我和全师的号手一起吹响冲锋号。5月24日夜，红1团在杨得志指挥下消灭安顺场守敌，立即组织渡河。大渡河水好急，对岸有敌人碉堡封锁渡口。我军神炮手两发迫击炮弹就把碉堡打塌。18勇士冲上对岸，占领渡口。政委肖华当时就站在南岸河边，领着我们吹冲锋号。”

                                                  

       吴大奎，现患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青光眼、白内障，已入院8年，有听力，有思维能力，语言含糊不清。他早年参加红25军，跟着徐海东长征到延安。作战中头部4次受伤，腿部曾中4弹。1947年2月被华野3纵授予“三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记者问他的战斗经历，他用手比划，口中含混不清地说道：“脑袋打坏了，腿打坏了……淮海战役……孟良崮……打游击……打日本鬼子……打炮楼。”指着腿比划：“枪打的，炮打的……”

                                                

         老红军钟明从于都出发，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2012年3月15日，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园雕塑前，钟明激情讲述了红军开始长征渡河的情景，他说：“于都河宽600米，水深1-3米。过河要搭浮桥，当地老百姓把木板、门板贡献出来，一位老人把自己的棺材献了出来。”钟明1933年入伍后，在中央苏区6师卫生队当卫生员、卫生班长，后到红1军团后方医院当护士。部队打宁都草鞋岗，战斗失利，重伤员多。红军医院非常困难，有点饭先给伤员吃，工作人员饿着。绷带洗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用，棉花成了砣，用石灰水煮，用棒子捶，把血水滤掉洗净再用……

       许军成，他讲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红军时期他给徐海东当通信员，一次夜行军跌下山崖，幸被小树挂住，右腿挂伤，露出骨头。徐海东把他抱上马背，让马驮着他行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战斗失利后，他们躲进深山，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挖野菜充饥。最苦的时候，他和20多个伤员天天吃野菜，一个月没进一粒米，靠互相照顾度过艰难。他身上创伤十几处，背部被崩进了几块弹片，右腿贯通伤。受伤20多年后的1956年，他才到南京动手术，把背部的弹片取了出来。

          张力雄，99岁，年少时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参加红军后经历了第四次、五次反“围剿”，长征中3次翻越大雪山。身经大小300多仗。1936年，他任红军西路军第5军45团政委，率部参加了高台大血战，被炸伤。部队失利后，他化装成农民，帮人扛活、要饭，辗转千里，回到延安。他是红军战士学文化的标兵。当兵前，他曾读过半年书，以后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在战壕里用刺刀练字，枪不响就写字，枪响了就战斗。长征途中学文化，前面战友的背包上写着：前进、宿营。

         苗巨明，13岁时和3个放羊娃到红3团去当了红军，团长是刘志丹。1937年，苗巨明调入中央做保卫工作，给李先念当了2年警卫员。记者问他打仗的经历，他说：“在关中地区打仗，腿被炮弹炸伤。打延川时，右胳膊被子弹打伤。最残酷的战斗是七天七夜保卫延安。1947年，胡宗南兵分三路进攻延安，我们被敌人围住，打交手战（肉搏战）。我们用矛子戳，撕开一个口子。”记者问怎么不用刺刀？他说：“矛子长，比刺刀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