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尤太忠将军为何事“抗命”总政治部

显初

        核心提示：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话剧《北上》的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两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第二次采访尤太忠将军是1996年4月13日上午。三年多不见，方知将军得了一场大病，老了很多。脸上肌肉明显松弛，神情有点疲惫。已过阳春的天气开始转暖，但他还穿着深绿色毛料军制服，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这次采访，我才清楚地看到，将军为什么始终拧着眉头——原来那是两道明显的竖纹，深深竖纹间是一长条略微凸起的肌肉。正是这展不开的眉头，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京剧武生相的效果。
   “首长，想请你谈谈长征——”那时我在广州军区《战士报》任副社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决定为尤将军做一个专访。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忆昔抚今，将军说：“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9团5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17岁的小青年。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

   下面摘录的是我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我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这么多年了，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他妈的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得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的也不多，就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箝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曾经对我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采访后，我们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专访，题目叫《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访尤太忠将军》。按照惯例我把文章送尤将军审阅，但万万没有想到，将军竟不同意发表。6月1日，我收到了尤将军的批示，在打印稿的左上角空白处，将军用签字笔写道：
   吴社长：
   此稿，我坚决不同意发表。
   尤太忠 5/30
   我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望着将军的批示默默发呆，确实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事实有误，还可以修改嘛；不同意发表就不同意发表，为什么还要加两个字——“坚决”。
   本来，我还想打电话和将军商量商量，当我拿起电话时，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双铜铃狮眼间紧紧拧起的眉头——威严而又坚决。我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稿子都符合发表的水平和要求，但将军为什么要“坚决”枪毙它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将军并不是对这篇文章不满意，而是对那段历史有他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话剧《北上》的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两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尤将军夫人王雪晨对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那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承再次向老尤请示：“首长演不演？”老尤果断地说：“不演！”孙志承为难地说：“我们不好对总政说。”老尤说：“不好说我来说。”于是，老尤打了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他说：“这个戏我们军区决定不演了。”对方说：“这是……指示啊！”尤太忠将军回答：“天王老子的指示也不演！”
    在和尤太忠将军交往的过程中，我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不愿上演《北上》？尤将军眉头拧得紧紧的，回答得简单而干脆：“1981年我在成都军区就看过《北上》电视，看了一半就把电视关了。”“总政要军区演《北上》，我专门把剧本要来看了三遍。”将军把右手掌握成拳头，然后伸出一个个指头，“一二三四”地数落道：“哪有那回事嘛？红四方面军30军9师师长要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结果不让他北上，把他枪毙了。九师师长我熟得很，叫汪乃贵，住在武汉元宝山，前几年才去世。还说枪毙了两个团长，四方面军的团长我都认识嘛，哪有被枪毙的。”
   显然，尤太忠将军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与艺术典型化的《北上》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简单的比照。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这种比照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他对红四方面军的胜败功过有着自己的事实标准，有着自己出生入死的亲身体验。他的沉默和抵制，是一种道德良知的坚持。
   “不说了，不说了。”将军挥挥手，神情有点疲惫。我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作者：吴东峰，原题：战将风骨尤太忠，本文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