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罗俊华1 于 2016-6-27 18:43 编辑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潜水医学证实，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上海面，由于压力的突变，会造成人体器官的损坏，死亡率很高。可军士长王发全竟奇迹般地生还……
潜艇上浮时正好撞在大舰底下
2003年5月2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海军一艘常规动力361号潜艇在内长山以东我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
沉痛之余，熟悉中国海军史的人们不禁想起50多年前另一起潜艇遇难的事，那次事故导致38名官兵牺牲。
其实，潜艇事故并不鲜见，各国海军都经历过潜艇事故惨剧。据不完全统计，潜艇自1940年到1988年共发生事故628起，导致沉没的为285起。“二战”后至1990年，各国潜艇共约发生非战斗沉没事故91起(其中核潜艇15起，死亡600多人；常规潜艇76起)。导致核潜艇沉没的原因很多，而在常规潜艇中，分列前三位的分别是碰撞、进水和不明原因。
50多年前我海军418号潜艇遇难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1959年12月1日，人民海军东海舰队护卫舰在舟山海域进行攻潜演习。中午时分，演习已近尾声，海上天气骤变，风起云涌，波浪滔天。
418潜艇正在海下50米全速前进，画着巨大的之字形，以躲闪水面舰艇的搜索。这是一次探索性的演练，因为人民海军自1954年夏组建潜艇部队以来，所有艇员都是从全军挑选出来的，是全军战士中的精华，经过在旅顺潜艇学习队的学习，这些稍有文化的中国军人已在苏联教员的帮助下初通了潜艇操作技术。但对攻潜、反舰等战法技法却并不熟悉，此次演习便是中国潜艇自己摸索的开始。
418艇艇长名叫张明龙，出海之前，他爱人就要生产了，风浪颠簸之中他仍有一种将为人父的喜悦。副艇长王明新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是专门来艇上锻炼的，他也刚刚当了父亲。航海长金作印毕业于大连海校，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生。原艇政委马振民在出海前生病，支队临时将他换下，派支队组织科干事张前冲来艇上代理政委。
但这次演习并不顺利。因为418号年久失修，有些机械已经出现“疲劳”。而且昨天全支队做鱼雷攻击演练时，竟一发也没命中目标。更令艇领导气恼的是，还把一枚价值15万元的教练鱼雷给弄丢了。
下午1时40分，是预定演习结束的时间，与418艇配合训练的“衡阳”号护卫舰按计划已到预定海区停伡漂泊。按规定，水面舰艇在驶离海区前，不得停伡，这是为了使潜艇在水下能监听到舰艇的声音，以确保上浮的安全。
这时，“衡阳”号向水下投射了三枚陆军用的手榴弹（当时限于技术装备，水面舰艇与水下潜艇联络只能采用这种办法），潜艇声纳兵听到三声爆炸后，报告艇长可以上浮。
由于距离近，艇长和全体水兵都听到了手榴弹的三声爆响。于是，艇长张明龙下达了“准备上浮”的口令。
随着警报一声长鸣，艇员迅速就位，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各舱就纷纷报告：“准备完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艇员还没有水密意识，实际上全艇并未按规定全部关闭水密隔舱的水密门。
轮机长王发全启动排水系统，机舱内一阵轰鸣，15个大气压的高压气迅速注入水柜，海水在强大的高压气下被挤出水柜，艇体开始上浮。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潜艇不断地上浮着，从30米处向水面接近。艇员们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等待着出水，打开舱门，透一口海上的新鲜空气。然而越往上浮，越接近了灾难。“衡阳”号像一堵“黑墙”压在了418号上空。
本来海面上已经风平浪静，结束演习的水兵正在甲板上擦拭大炮。突然，军舰庞大的身躯明显地颤动了一下，舰身的晃动是常有的事，当时并无人在意。可就是这一声颤动，“衡阳”号尖削的舰艏把上浮的418艇艇桥一切两半！霎时间，肆虐的海水狂卷着扑进艇舱……
仅仅三分钟，三个舱室全部淹没。海水呼啸着向艇内涌去，此时，如果第二道水密舱门关闭好，潜艇还能浮在水面上，然而，第二个水密舱门没有关严，第三个水密舱门关严了，但第四个水密舱门又没有关严，于是，海水很快就灌满了三个舱室，潜艇渐渐下沉到40米深的海底，艇长张明龙等7名军官和17名士兵当场遇难。
轮机长竟然奇迹般地生还
在潜艇下沉过程中，正在五舱的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听见四舱的人在使劲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门喊话筒高喊：“五舱快排水，五舱快排水！”王发全知道四舱并没有排水装置，全靠五舱排水。他赶紧冲过去，一边喊着新兵陆正德的名字，一边向排水管道阀扑过去。这个排水阀平时很少使用，上面的胶皮已经老化。王发全喊着叫陆正德快拿螺丝刀来。陆正德从工具箱中取出螺丝刀，与王发全一起打开排水管道阀。顿时海水带着强大的压力喷涌而出，很快五舱水也没过膝盖，又扑向通过六舱的水密门。而四舱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敲击声也渐渐停止了。王发全看到五舱也已十分危险，如果海水再没过水密门，连自救的可能也没有了。
“快撤！到六舱去！”王发全冲着陆正德等仅存的4个战士大声喊道。
他让战士们带着氧气和再生救护板等东西，从五舱撤到六舱。六舱也有5个人，另外首舱还有5个人，但是已经无法联络了。六舱的10名战士紧紧地靠在一起，等候着救援。
至此，全艇仅剩下首舱、六舱和逃到六舱的五舱艇员共15人还活着，其他人早已身亡，艇内没有一名干部，最高指挥官是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当时的条令规定，潜艇失事后，“没有指挥员命令，不准逃生”、“不得在敌占区逃生”、“要尽量组织自救”。于是，王发全和王传经两人组织大家研究，想办法。然而，当时针指向12月2日凌晨5点时，他们逐渐感到氧气不足了，这时，他们已经在水下坚持了15个小时，无可奈何之际，大家想到了逃生，有人看了看深度表，深度表指示为水下8米。
这个在潜艇上毫不起眼的深度表加重了这场灾难。此刻，潜艇水深为40多米，而深度表只有8米，王发全和王传经研究后认为，此时已是拂晓，天已放亮，8米水深即使漂出去，也不会影响太大，于是，两名军士长组织在六舱的10名水兵逃生，其余8人是班长云清明，士兵贵宪良，舱信兵张永平，轮段兵梁益均，轮机兵梁兆秀、李慎清、陆正德、仲室明。
他们开始做最后的逃生准备。潜水医学证实，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上海面，由于压力的突变，会造成人体器官的损坏，死亡率很高。可破损的418艇一点救生器材都没有。大家在大舱里摸黑寻找，摸到什么算什么，有人摸到一把扳子，有的摸到了弹夹，有的新兵急于出去，干脆空着手。受过苏联专家训练的军士长王发全已有五年的训练经验，他告诉大家，出去之后，先抓住艇边，停一会儿再上浮。告别的时候，大家的手在一起紧紧地握住。因为许多人知道，这样出去，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又绝不能在这里等死。王发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鱼雷发射管，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爬了出去。所有的人都送出去了，王发全摸索着用扳子拧下几个大螺母，把它们绑到了身上，手里还拿着刚刚找到的工具带。他爬出艇去，在海底停了一会儿，便开始扔掉手里的工具，他的身子开始上浮，四周的水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升了一会儿，这时他已经快憋不住了，手里的工具也丢得差不多了……身子就像被人用力推了一下，“呼”地升上了海面……
在离艇的15人（首舱的5人是否离艇不得而知）中，只有轮机军士长王发全一人生还。
王发全在事后回忆说：“前面的9人钻出舱口后，我想，舱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万一大家漂出水面后遇不上救援队，岂不是饿肚皮？我就从舱内找了些饼干和罐头，并带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之类的工具，准备撤离。可我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艇外海水漆黑一团，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这哪止8米啊？”
“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我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弱，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部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
“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精疲力竭。海面黑糊糊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12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这时也觉不出来了，只是拼命地喊。”
“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舰发现了我，放下舢板来救我，但风太大，6只桨划断了4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惜一个也没套住。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虽然离船很近，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钻心地痛，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
“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出4具尸体，其余11人失踪。”
海难惊动了全军上下
当时人民海军只有8艘潜艇，潜艇成了共和国的镇海法宝，所以，潜艇遇难的消息很快就惊动了最高决策层。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示：“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并派时任海军潜艇部长的傅继泽将军当天赶到现场。空军运输机日夜兼程，从各地运来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上海市委立即派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国内一流的打捞队伍前往支援。刚刚指挥完演习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一听这个噩耗，牙齿咬得格格响，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忍受着剧烈的、长久的痛苦，一种无法向人倾诉的痛苦。他的思绪就像这东海一样变化着，一时狂暴，一时平静；每一朵浪花都给他带来的是同样的苦汁。他率59艘舰船组成强大的救护舰队，奔向出事海区。因为潜艇里可能还有人。空军也出动了，将大批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运到现场。
真是天不遂人愿，海面上的风越刮越大，救援舰队来到时，海面上竟刮起了八级大风，甚至把潜艇呼救浮标钢缆刮断了，这样，本来可以通过失事浮标上的一部有线电话与艇上联系的途径也失去了。
失事浮标钢缆的断裂使人们无法标示418潜艇准确的失事艇位，而当时测定技术又很落后，重新测定艇位竟在三天之后，从而丧失了最佳救援时间。
陶勇心急如焚，命令要尽一切力量重新测位。
由于天气恶劣的意外情况，直到68小时之后才在40米海底找到了418艇。
当王发全浮出水面时，脸色青紫，生命仍很危险。回到舟山的陶勇听到这个消息，仍很激动，立即派高速炮艇护送王发全到上海，电示舰队后勤部卫生部，让四一一医院做好救治准备：“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该同志！”
后勤卫生部长刘振民接到指示后，马上行动，向上海打捞局借来两个单人减压舱，从海研六所请来三位潜水生理专家。王发全被送到四一一医院时，已陷入深度昏迷。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医生张洪泽两次进减压舱为他治疗，终于使他转危为安。这时，陶勇从舟山返沪，船刚一靠码头，便直奔四一一医院看望王发全。当他那疲劳过度充满血丝的双眼看到王发全后，上去紧握着王的手摇动不止，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直到出了病房，他才对刘部长说：“要不惜多花点钱把王发全生活搞好，想吃什么给他做什么。”
走出几步，他又回头关照：“记着，你把有功的医护人员提个名，我要奖励他们！”
418艇的沉没，使东海舰队的领导承受巨大的压力。正在住院的饶副司令员也赶到了机关。军委海军对此十分重视，责令东海舰队“迅速查清原因，要对其责任人员严肃处理”。上级工作组随即派到上海，开会的时候，工作组认为：“此事不但要处理当事人，对分管作战的舰队领导，也要给予处分。”
陶勇站起来说：“我是舰队司令员，潜艇沉没，主要责任在我。对当事人和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进行处分也是应该的。但对舰队分管领导给予处分我有看法。出事期间，饶副司令员在医院治病，因此我建议上级不要给饶守坤同志处分。”
舰队其他领导也都赞成陶勇的意见。
饶守坤见此情状也表了态：“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虽然出事时我在住院，但我也要吸取教训。”
最后上级领导还是采纳了陶勇的建议。
王发全被救上“昆明”号舰后，东海舰队派鱼雷快艇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往上海抢救。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电话指示：“组织力量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
经过全国几乎所有减压专家的共同努力，从水下40米深处漂浮出海的王发全奇迹般活了下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专程看望了他。
418潜艇在失事两个半月后被打捞出水。后来它被拖离大海，安置在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的操场上，它成了新一代潜艇兵的形象教材。而在祖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的烈士陵园里，有一个墓群特别醒目，它由38座坟墓组成，其正面有一个青石碑，上面书写着“一三八五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这个墓群坐落在烈士陵园的正中间山道上，站在其前面，正好可以眺望茫茫东海。这38座坟墓就是418潜艇牺牲的官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是一则世人不知的故事。因为烈士墓碑上没有留下任何事迹。即便在今天，不少年轻的舟山人也不知道，五十多年前曾有一群无私无畏的中国潜艇兵为探索潜艇这一当时的尖端武器的作战技术性能而捐躯在茫茫东海，他们是一群沉默的海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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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31 13: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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