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西下，总不免会遥望一下东方，
想卯时那带露的朝阳和巳时那灿烂的光芒；
看已望不见的轨迹和已成为历史的沧桑。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来唤起孩提时的欢乐，平衡已失去重心的恐慌。
突然间，视屏出现了利比亚的炮火，
于是，我想到了战争，
想到了那血风腥雨的战场。
尽管那时的我，仅仅是一个给烈士善后的小卒，
既听不到阵地上的枪炮声，
也写不出英雄们那惊天动地的篇章，
作为战争的一个缩影，
虽然不少地方已伤痕累累、支离破碎，
但作为铁一军的战士，对有些往事，
不忍看，也要看；不堪想，还要想。
云雾缭绕的老山（右侧）、八里河东山（左侧）战区。
对这个区域性战事，多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报刊文学，都以不同形式或多种视角给予了客观报道，特别是近期我的几位战友连续以报告文学、战地日记和回忆录的形式反映我部在两山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使我很想拿起那支已经生了锈的笔，去反映一些其中鲜为人知的史实。然而，写些什么呢？因工作需要，当时我这个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受命担任烈士火化组组长，负责了一段人们既关心又不便涉足的内部性工作。一九八五年六月撤出战区后，昆明军区《国防报》的记者和《解放军报》记者把烈士善后工作作为整个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先后采访过我，但不知何故没有下文。后来，我特别注意到网上的报道，看到不少文字、画册中也缺少此方面内容，甚至在我部的对外宣传中也难以看到这方面的东西。难道这是块禁区吗？事过二十多年，还敢不敢写？我的阵地是火化场，写其闲，还是写其忙？我的战绩难以表述，不知形其大，还是形其小？犹豫中，得到了战友们地大力支持。他们对我说：怕什么，烈士工作，是军史的一部分，它既包含了全师官兵的心血，又渗透着广大百姓的期望，是属于人民的，你参与了就应该负责，就应该如实去反映，否则，将对不起历史。
在寂静的深夜，当我想起和我一快在兴街战地火化场为烈士洗身整容送行的师教导队的战友，想起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帮我们为牺牲的军工安葬的县民政部门的朋友，便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在不断地折磨着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我应该说些什麼？沉思很久，鉴于某些原因，只能借助战友的搏客，记录那一段痛苦的回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仅以此感谢那些在特殊时期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军师各级领导，感谢为烈士优抚工作做出贡献的地方各级干部，怀念为此付出辛勤汗水和做出特殊贡献的全师各级烈士工作组的战友，追悼我们亲手擦洗整容过的那些已远离我们而去的烈士们。
我们部队是十二月九日全面接管阵地的。在战斗准备的这段间隙，我组织大家先后学习了军委、军区的有关文件和军师两级关于烈士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用一上午的时间对全体人员再次进行动员，并让大家深入进行讨论，针对各自岗位表示了决心、制定了措施。记得动员时大致讲了三个方面内容：
（一）工作重要性
袁副主任曾对我们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初到砚山时，昆明军区对轮战部队的烈士遗体处理并没有过细的要求，之后将烈士就地火化并将骨灰带回原藉，是缘于未上阵地前，负责联系地方工作的他与麻栗坡县杨兴跃县长在烈士陵园内的一次特殊对话。那时我军收复老山不久，大批烈士刚刚安葬，烈士亲属闻讯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县政府在接待方面不堪重负。杨县长如实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细心的袁副主任将这一情况在师党委会作了报告，提出宜将本部烈士遗体火化带回的建议，得到了党委一班人的一致赞同，后经逐级上报获得批准，火速设立了火葬场，部队将烈士骨灰带回原籍安葬，以减轻烈士亲属和地方政府的负担。
听了这席话，我们方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对师党委的远虑深谋投以敬佩的目光。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火化时没外人在场，领导和家人看不到，搞好搞坏，反正都是一盒灰。那时军队的政治性很强，还没人性化的提法，但起码的阶级爱战友情，要求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思想影响到我们的队伍，火化场虽然没有枪炮声，但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的影响力不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将超越战场本身。
鉴于战地火化，是一九七九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规模性的火化。而第一次的尝试又不能出任何问题，因此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很多。所以，军指挥所十一月十一日专门召开战场烈士工作会议。军长、政委作了具体指示：一是要求选拔责任心强，对烈士有感情，平时表现好、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担负此项工作；二是工作不准出漏洞，不准留后遗症，不能因我们的点滴疏忽，影响到干部战士的作战情绪。无论军事会议还是政治会议，师里也是逢会必讲。
我们感到，烈士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了，可以极大地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同越寇浴血奋战的积极性，并能更好地安慰烈士的亲属，否则，战场上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可怕的，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我们要时时想着在前线作战的战友们，要对得起他们。处处掂量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托，不辜负上级党委首长及参战的每一个战友对我们的期望。
这次烈士工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要求高了。从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对烈士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已由单纯最高的政治要求转变为基本的人性化必须；二是交通条件好了。烈士亲属临时来队的可能性大了；三是新街是昆明到前线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军队首长还是地方领导，都可能会时常光顾的。综上特点，都要求我们的同志把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责任心体现在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决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和烈士的亲属再受第二次痛苦。中央军委和大后方的全国人民正以期待的眼光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告慰一线部队，告慰全国人民。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和烈士。 熊清华、丹旗摄影
（三）工作要求
根据上级关于“烈士遗体不得留置异国”的要求，所有遗体必须运回火化。我们的一线部队在抢运烈士时有时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后来听老指导员孙晓军讲，他们连奉命抢烈士，冒着炮火抢了一晚上，战士累的爬不起来，天亮一看，一多半是越军的尸体，大家懊恼坏了。实战中的确还出现过伤亡三四人抢一烈士的壮烈场面。）。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才运送到我们手中的烈士，我们怎麼办？师首长要求我们：
一是当天接收，当天火化，无特殊情况不准过夜；
二是整容中，能缝合的伤口必须缝合，能拍照的尽量拍照。做到无血迹、无泥土、无未缝合和未包扎好的伤口；四肢不全的要用仿品代替；该穿的衣物必须完整。每整容一名烈士，队里的干部无特殊情况都要到场并进行检查验收。务必做到“领导检查不检查一个样，护送人员在场不在场一个样”。
负责火化人员要对烈士遗体轻抬、轻放、慢输送；火化后要一人一清炉，务必骨灰完整。
三是对战区伤亡情况，要严加保密，不准向其他人透漏。与烈士是同乡或同学的，不准将其牺牲的情况告诉家里，免得人为被动。
四是烈士骨灰盒不准让任何人带走。
五是工作中要严肃认真，坚决杜绝戏笑、打闹和开玩笑行为。如有家属来队，一定要热情接待。
通过简单地动员，大家的认识有明显变化：一是一直闹着要同战友一起到一线真刀真枪立战功的，安下了心，认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性；二是比起一线官兵的危险性、艰苦性，我们没理由搞不好。
钢铁阵地116每平方米平均落弹27发，石山高程下降5米。有许多战友牺牲在这碎石场。司良摄影
七连袁振华看到本连战士李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早晨在116前无名三号阵地被炸飞掀到悬崖下；
二机连班长谢康生看到本连战士岳某某和吴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在145阵地南一洞口，拉响爆破筒与敌6人同归于尽，后找到他们的手枪、冲锋枪，衣服和部分碎肉埋掉；
七连袁新华看到本连战士王某某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116阵地被炸飞；
七连班长熊良军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116阵地看到本连战士虞某牺牲，即将其遗体背回放置一石崖上，后遭敌炮火袭击，遗体被炸飞；
六连班长刘生华、战士史龙旗看到本连战士张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142阵地和王伟侠、张国胜一起与敌同归于尽。
……三十六位烈士的身首一一得到印证后，我的神经几乎麻木了。
听着弟兄们已哭不出声的陈述，看着战友们用眼泪书写的证明，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是啊，英烈们走了，无怨无悔地走了，连一句话、一把骨灰也没有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他们将自己英勇卫国的军魂和身躯化作南疆的红土，永远捍卫着祖国的边疆。带着说不出的悲伤，我一口气写完了调查报告（注：为了不给烈士家属造成精神痛苦，这里隐去了上述无遗体烈士的名字）。
七、日记
在前线的十个月里，因环境限制，我几乎没记过一篇完整像样的日记。如今闲暇之余，翻箱倒柜，发现了作战期间的五本笔记和一本流水账。这本流水账很有意思，是个大杂烩，什么都有，还有一些类似日记的半截随笔，下面按时间顺序摘录几段：
南天一柱。硬骨头六连副指导员谢关友烈士遗像。丹旗摄影
晚上二团也送来六位烈士（二连2个、三连3个、特务连1个）.八点钟，三团和炮九师各送来一名烈士。
3月10日。上午，从师医院送来一位烈士（二团八连的），下午，一团送来四名烈士（均为六连的）。敌我双方的炮击七点停息，但二团二连方向的战斗则更残酷了。听运烈士的同志讲，全连只剩下二人了，师里已把三团二连拉上去增援。目前，正在打反扑。
4月4日。今天上午，师开追悼会，袁副主任主持会议，李政委致悼词，三大机关和连长、政指参加。下午，西畴县委书记和副县长送来花圈并和我们合影。
2009年，袁西有副主任、刘丹旗、谢康生、颜庆德、冯坚新战友赴苍南烈士陵园悼念我部老山英烈。 萧云集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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